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成熟的标志
作者：吴 慧
罗莎·普里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生活在偏远的昆士兰,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六岁时,她家附近的霍奈特·班克牧场发生了土著人屠杀福瑞瑟家族的事件,这次大屠杀使罗莎·普里德对土著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恐惧和偏见,在她的多部小说和记实体小说中,都引用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对土著人的感受｡在她的题为《逃亡的安娜》(1902)的小说中,土著人坎布是一个神秘的神灵,象征着白人妇女对土著人的性忧虑｡在辛普森·纽兰德的《铺平道路》(1893)一书中,读者可再次窥见土著灭绝的不可避免性,尽管他们具有丛林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勇气等天生的优点,但土著人看起来却不能与白人的力量抗衡,而他们一旦在身体上被击败,并被从他们自己特有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被迫与白人社会有更进一步的接触的话,土著人又会落入被刻画为可耻的野蛮人的老套子｡
二
世纪的交替也并没有提供能使土著人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刻画大大得到改善的神奇的分界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又一次涌动在联邦制中,从而导致根本无人考虑这个国家中的土著人,他们被无情地排除在宪法之外｡即使是在亨利·劳森､A·B佩特森的小说和诗歌以及约瑟夫·弗菲的《无期徒刑》中也只是对土著人的存在略微有所关注｡然而,新的态度还是渐渐地产生了｡虽然起初很慢,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加快了,因为那时的白人的种族偏执态度有所改变,在国会立法中,保护土著人免受虐待和剥削的措施也开始有所体现,昆士兰颁布了《保护土著人及鸦片出售法案》(1897),随后,类似大法案在西澳大利亚(1905)､新南威尔士(1909)和南澳大利亚(1911)相继颁布,不公正的立法,如《西澳大利亚土著管理法案和昆士兰土著人及特雷斯海峡岛民法案》仍为成文法,继续将土著人视作少数民族｡所以,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土著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公平对待他们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大｡一九三八年土著人反抗欧洲人一百五十年非法定居的活动却没能赢得白人的同情;到了一九六一年,保守的罗伯特·孟西斯政府全面阻止土著人享有选举权,但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土著人令人震惊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意识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变化的催化剂,这一进步反映在一九六四 年澳大利亚土著研究所的建立,一九六四年莫那什大学还成立了土著人事物研究中心,一九七二年联邦政府建立了土著人事物部,一九七八年召开了全国土著人会议,后来,还成立了土著人艺术团｡
综观整个二十世纪,我们不难发现,白人对土著人的认识通过土著神话和传说得到深化｡凯瑟琳·朗恩·帕克的《澳大利亚传说故事》(1896)和《更多的澳大利亚传说故事》(1898)的发行在欧洲掀起了土著部落故事和歌曲的流行热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迪沃罗巴克渴望着将土著人的传说作为很重要的东西传达给澳大利亚的白人们,希望它们能与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建立相应的亲和关系,这促使了罗兰德·罗宾森作品的发表,他的作品包括:《传说与梦想》(1952)､《羽蛇》(1956)､《土著人神话与传说》(1966)及《最靠近的白人所得到的》(1989)｡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是不可低估的,《心满意足地躺在阳光下》(1958)和《忧伤､快乐和土著人》(1961)在驾驭澳大利亚白人,让他们知晓土著人神话奥秘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十世纪初的土著作家人数是不多的｡杰尼·刚恩夫人的两部小说《小黑公主》(1905)和《偏远地区的我们》(1908)均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土著人的,但同时又是许多目光短浅､初衷是好的澳大利亚人的典型例子｡在她的埃尔塞牧场和偏远地区农场的故事中,土著人被刻画为落后的但又是可爱的孩子和笨拙､拖沓的家养宠物的混血儿,但又是“不能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融洽相处的人”或“野蛮的黑人”(Jennie Gunn1969:40),刚恩夫人对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了简短､公平的描写,在她的作品中,牧场主们“取下来复枪,手里拿着左轮手枪”(Jennie Gunn 1969:79),骑马出来面对屠杀他们牛群的人｡
在对土著人问题展开全国性讨论的背景下,两位职业作家万斯·帕尔默和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对特别敏感的土著人—白人性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在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回顾时说过:“澳大利亚文学需要揭示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就是有关‘土著女人’的话题,白人男子利用土著女人作为性工具长久以来一直被默认为是偏远的澳大利亚内地一种已广为人们接受的行为方式,因为那里鲜有白人女性,但这种认同又坚持认为这样的通婚只是随意的结合,并无深厚的爱慕之情”(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9)｡而帕尔默和普里查德对于不同种族间的性行为则表达了复杂的看法,在帕尔默的《汉弥尔顿》(1928)中,白人汉弥尔顿选择了与土著“妻子”和儿子一起生活在牧场,而没有选择白人家庭教师的爱;可是在《人是通人情的》这部小说中,白人男主人公博依德却抛弃了怀孕的混血儿乔西,选择了白人女子巴巴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依德后来被牛踩踏而死,乔西生下了一个死产儿｡在帕尔默的两本小说出版之间,普里查德出版了他的《库娜图》,在那之后,文学作品中最初那种简单的塑造“土著女人”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虽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牧场主沃特仍不能摒弃他对于白人与不同种族通婚的条件,悲哀地抛弃了库娜图和获得幸福的机会,但他毕竟和土著女子库娜图之间发生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密切关系｡S·H·普赖尔一九二九年就拒绝出版帕尔默的《人是通人情的》,因为出版《库娜图》是普里查德坚持不懈地对土著文化富有诗意的本质的同情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理解的尝试,她将自己认为的在种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特点和完整性全部展示了出来｡杰西·里奇费尔德的《遥远的北方的回忆》(1930),是一部与普里查德和帕尔默作品同时代的作品,但它更主要地依据北方的生活经历,她小说中的人物之一对牧场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如下归纳:“在北部每十个被杀的人中间就有九个是直接或部分地因为干涉了土著女人｡当然,并非所有的事实都会公之于众,但那些有特权躲在幕后窥视的人却比广大公众知道或想知道的更多 ｡”(Prichard1970:39)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发现十九世纪的后二十年及二十世纪初期,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中对土著人形象的塑造虽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化,还以土著人些许公正,但总的来说作家们仍处在一种欲言又止的境地,还远未达到酣畅淋漓､一吐为快的境地｡
三
随着早期文学中有关土著人的文学定式的渐渐消失,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做法是将土著人置于社会谴责文学的中心｡这样做或是出于对土著人被剥夺了权利的真正关心,或是因为土著人能使小说引起特别强烈的社会或政治关注｡所以,在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除了展示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以外,还着重表现当代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白人对于过去行为的负疚感､土著人身份的确定及土地权等｡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这一主题始于《库娜图》,随后由许多作家将其继续下去｡在玛丽·杜拉克的《留住他吧》(1955)中,年轻的牧场主斯坦恩·罗特由于最终认识到他与土著女孩戴尔格瑞的关系已使他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而且达到了内心的平静时,最初的土地与土著文化间的关系便扩展到了包括白人､土著人与白人的结合以及国家的精神本身,这种扩展被视作是对三者有利的｡随着土著人与白人间感情的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得到了真诚而细致的关注,这一点从社会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泽维尔的《卡普里康尼亚》(1938)中就可以看到｡在这部小说的开篇中,作者就记录了欧洲人来到卡普里康尼亚后对到那时为止尚未受到破坏的土著人生活的影响:“田间到处堆着牛骨,懒洋洋的土著人被教导着不要偷白人的牛……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大多数土著人都喜欢生活在丛林中,而这个国家也一直向世界吹嘘着它的自由､强大与诚实､幸福的澳大利亚!”(Xavier Hebert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