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成熟的标志

作者:吴 慧




  《卡普里康尼亚》对白人为满足他们教化土著人的需要,大肆宣扬仁慈的白人专制制度的合理化及好处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控诉,特别是谴责了白人对土著人领土的抢夺及冷漠、虚伪的官方态度和伪善之辞以及对混血儿的毫无人性的态度,因为混血儿通常是要被从双亲家族中带走的。于是,“混血儿”主题,作为“同化”年代的一种文学反映形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作品中。在泽维尔后来的小说《可怜虫,我的国家》(1975)中,作者自称的最伟大的事业——现代澳大利亚已是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混乱不堪的国家的主题——在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他重又回到了控诉这个国家对待土著人的可耻的行为这一话题上来,他丰富的知识、对土著人风俗习惯的熟知使得他的巨作成功地代表土著人发出了抗议。其他对于澳大利亚白人种族歧视的历史表示负疚感的作品还包括朱迪斯·赖特的诗歌《新英格兰,黑人的跳跃》及《成年时代的戒指》。托马斯·基尼利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则取材于一九〇〇年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吉米·戈温纳的凶杀事件,讲述了一个控诉白人种族歧视,并对此进行报复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暴政和偏见最终使土著人从可耻的定型模式转变成了暴力模式,但也最终唤醒了许多澳大利亚人对种族歧视现实的认识。而怀特则运用了土著人阿尔福·杜玻在他的《战车上的乘客》(1961)中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疏离这一广泛主题的强调;而官方的种族歧视在F·B威克斯的小说《海市蜃楼》中有所体现,小说中西澳大利亚的种族法律造成了一个年轻的混血儿和他的新娘的生活悲剧。里查德·贝尔拜的关于西澳大利亚土著群体的小说《褐色的土地在哭泣》(1975)指出了贫苦中的相对贫苦、警察的粗暴及限制性禁忌是如何导致了社会僵化和对土著人的全面剥夺;而多纳尔德·斯图尔特在《被驱使的人》和《亚拉利》两部小说中预测了种族冲突的最终解决办法在于种族融合,在《亚拉利》中,他的信念表现为两个种族最突出品质的结合,即白人“一往无前的品质”与土著黑人“对国家的挚爱”将造就一个特别适合生存在澳大利亚广大内陆地区的民族。
  在二十世纪已过去的五十年中,澳大利亚白人一直不断地在提到这个国家中的土著黑人—白人的难题,尽管他们现在有意识地回避过去对于种族这一概念过于简单的概括,但还是有作家渴望创作出真诚而公正的艺术作品来。或许以下四部白人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包括在其中。这些作品均创作于二十世纪的后十年,它们是凯特·格林维勒的《乔安创造历史》(1988);罗德尼·哈尔的《第二个新娘》(1991);托马斯·基尼利的《飞行英雄阶层》(1991)及大卫·马洛夫的《忆起巴比伦》(1993)。但没有哪个作家赞同奈那·迦雷六十年代在她的小说《边缘定居者们》中提出的观点:“她对于土著人的感情的回忆就如同呼吸一般自然。”所以,罗德尼·哈尔在《第二个新娘》中会让他的主人公,一个上个世纪逃跑的流放犯与当地的土著人一起颠沛流离了近两年,正是这些“男人”们帮助他通过他们的视野了解了这个国家,但一旦他返回了白人定居区,就再也看不到篱笆和道路,而只有障碍或侵略了。正如批评家海伦·丹尼尔所说的:“那是一种深刻的视觉和语言震撼。” (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 8)《飞行英雄阶层》描写了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被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劫持,由于乘客中有一个土著艺术团,基尼利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面的文化可能性,土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与一系列的当代西方道德观念和态度相互作用。正像《第二个新娘》那样,澳大利亚白人是由外向内看,所以,土著人的归属感、与土地和澳大利亚大陆的情态都成了不解之谜。
  新兴的土著文学关注的焦点是精神与肉体的疏离及殖民地时期和现代社会中土著人的贫困、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现今土著人基本人身权利的坚持不懈的保护、土地所有权及土著人权利的确定。土著诗人凯思·沃克在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要走了》中指出了如果白人不立即改变他们激烈的态度的话,土著人将面临他们的末日。所以,她视记录自己民族的志向和她的民族所受到的挫折为己任,她要向人们传递土著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理应拥有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信息,但土著人同时又不能丧失他们的身份和特有的文化。因此,《我们要走了》算得上是澳大利亚涌现出的第一批土著作家作品中的典型,其他的土著作家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土著人的心声,如西澳大利亚土著诗人杰克·戴卫斯将土地拥有权视作土著民族再生的关键;吉尔伯特的戏剧《摘樱桃工》则透过土著人的视角来反映土著人的危机。后来,他的土著人访谈录集《过着黑人的生活》让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获得基本的公平待遇的良知。
  
  结语
  
  纵观不同时代众多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比较清晰的有关土著人形象的脉络,即作家们最初对土著黑人的丑化、歪曲→较冷静地观察和评价土著黑人→对土著黑人的全新认识→客观评价土著文化并正视土著人现今的社会地位→最后为他们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大声疾呼以唤起全体澳大利亚人的良知。作家们笔下的土著人物和有关土著人的历史事件无疑一步步揭开了长期以来一直被掩饰着的澳大利亚历史的一部分,还澳大利亚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其实,这样做也是一个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要发展下去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吴 慧,上海金融学院外语系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
  
  参考文献:
  
  [1] 郑寅达,费佩君. 《澳大利亚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1994.
  [3] Colin Bourke, Eleanor Bourke and Bill Edwards (eds.). Aboriginal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4.
  [4]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5]Jennie Gunn. We of the Never-Never.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69.
  [6]Prichard. Far-North Memories[M].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
  [7] Xavier Hebert. Capricornia[M]. 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 1985.
  [8] 苏勇.《澳大利亚文学主题选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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