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成熟的标志
作者：吴 慧
摘 要:本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的分析概论了澳大利亚作家对其土著人的认识的变化,即从丑化歪曲→ 较冷静的观察和评价→对土著人的全新认识→客观评价土著文化与土著人的社会地位→为他们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大声疾呼｡希冀着读者透过这一步步的变化领略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它逐步走向成熟的轨迹,从而更全面和客观地了解这个国家｡
无论是以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批英国殖民者踏上澳大利亚大陆作为这个国家历史的开始,还是以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日作为澳大利亚历史的第一天,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土著人是最早来到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并且有证据表明,土著人生存在澳大利亚至少有四万年了(郑寅达,费佩君 1991:4)｡所以,土著人形象也成为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土著人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寻着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轨迹来接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土著人形象,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更客观地认识澳大利亚,评价澳大利亚｡
一
澳大利亚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土著人的描写或刻画大多是脸谱化的,令人反感的｡威廉姆·丹姆帕尔将土著人视作“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们”(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 2-3);詹姆斯·库克上校说:“尽管他十分羡慕他们恬静､看起来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游牧生活方式,但仍认为土著人看上去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7);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则将土著人描写为“赤身裸体､不可信任的,手拿长矛但又十分胆小的人”(William H. Wilde, Joy Hootoon, Barry Andrews 1994:9)｡沃特金·坦克在他的《有关新南威尔士杰克逊定居者情况全述》(1793)一书中指出:土著人的攻击是因流放犯偷了他们的钓具和武器而要报复他们引起的,同时,流放犯中大多数为男性,他们袭击土著妇女,强奸并杀害她们｡面对这样的严重挑衅,土著男性们只有予以反击,结果被冠以“残暴野人”的恶名｡于是,白人与土著黑人间的矛盾也因此而产生｡
一八〇三年当殖民地的最早的报纸《悉尼报》和《新南威尔士公报》开始发行时,人们可以注意到有关严重的冲突大报道还只是局限在定居区的边缘地带,特别是沿霍克斯博瑞河地区,已定居下来的“文明的”土著人渐渐变成了殖民者嘲笑的对象｡早期的《悉尼报》不仅反映了白人对土著黑人的蔑视和嘲讽,而且又进一步造出了“可耻的野人”之说,认为土著人丑陋､滑稽,这一描述作为对“可怕的野人”说法的补充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早期殖民地的诗歌中,土著人被刻画为怪异之物,而非人类｡“黑色种族”存在于诗歌中,成为英国对澳大利亚实施殖民化过程中一个令人敬畏的背景,唯一一首富于土著主题的诗歌要算是查尔斯·汤普森的《黑镇》了,此诗写作的目的是要对政府建立土著人村庄,以便教化土著人的行为进行评论,表达了作者对土著人的怜悯之情,但这首诗并没有对土著人表示出理解｡
刻画土著人物最早的小说之一是《阿尔福雷德·达德雷或澳大利亚定居者》(1830)｡此书为无名氏撰写,是献给沙拉·波特的｡阿尔福雷德·达德雷在殖民地成功地发了财,便企图在澳大利亚重建在英国的达德雷狩猎区已失去的家族产业,达德雷在关于移植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社会的叙述中就提及了对土著人应采取的做法,反映了早期的罕见的有关两个民族可以联合的乐观态度｡而在《殖民地的故事》和《凡第门岛的丛林强盗》(1846)两部作品中,查尔斯·罗克罗夫特描述了定居者面临的具体困难,诸如丛林强盗和土著人,他刻画了臭名昭著的黑人莫斯奇托(Mosquito)和许多残杀的场面,以证实土著人是残忍的野人,虽然表面上对黑人形象肤浅的､小说式刻画显得过于夸张,耸人听闻,甚至不够准确,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罗克罗夫特毕竟强调了可感知的肯定的方面｡《凡第门岛的丛林强盗》描述了一位落入土著人之手的白人妇女,从而谨慎地引入了诸如性骚扰和不同种族间通婚等话题,以后的许多作家们都对这些话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两部主要小说是亚历山大·哈里斯的《移民之家或一个澳大利亚定居者的故事》(1849)和詹姆斯·塔克的《拉尔夫·拉什利》(1845-1846),但这本小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得以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土著黑人的劫掠,包括土著人对一个白人家庭居所所发动的进攻,暗示了土著人的野蛮,最终通过作品的主人公鲁本·卡布勒(Reuben Kable)探讨了土著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问题,即在与世隔绝的拓荒环境中,这种关系定会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因此,“每个走向文明边缘的人都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哈里斯认为土著黑人的攻击是由于白人入侵他们的土地,因此而产生的敌意所致｡所以,哈里斯一方面发出了保护白人定居者的强烈呼声,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牧场主的贪婪和他们大量占有土地而引起了土著人的愤怒,哈里斯蔑视对土著人实施教化的做法,他说:“一个国家对一个种族实施土地掠夺,剥夺其生存方式,要其采纳它的宗教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很荒唐的｡”在塔克的小说《拉尔夫·拉什利》中,处于澳大利亚社会最底层的逃跑的流放犯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土著人鄙视流放犯,认为他们是白人社会中的人渣,而流放犯又因为自己是白人而瞧不起土著人｡于是,塔克小说的逃跑的流放犯拉尔夫·拉什利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有关土著社会､风俗及法律的最好的记录｡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就更引人注目了｡诗人查尔斯·哈珀起初对一八三八年发生的迈尔河枪决是带着一种满意的心态的｡后来却写了一首题为“一位土著母亲的悲哀”的诗对土著人表示同情,这首诗就是以此次大屠杀为基础的｡他的另一首长诗《奈德·康纳》则讲述了一位白人牧场主肆无忌惮地杀害了一位引导他穿过丛林来到安全地带的土著人｡于是,这位牧场主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病,在看到死去的土著人的幻象后一命呜呼｡哈珀认为那位白人牧场主违犯了自然道德法则,他用诗歌对白人的残暴进行了控诉｡亨利·肯德尔早期的有关土著人的诗歌《土著人死亡之歌》(1862)则赋予了土著黑人“高尚的野人”(黄源深 1995:59)的神秘的个人魅力｡像《科劳拉》(Koroora)､《尤拉拉》(Urara)和《尤尔马拉》(Ulmarra)等几首诗都详述了部落之英雄的行为及饱受忧伤摧残的土著妇女和荒芜的景象｡但后来,肯德尔却加入了对土著人进行讽刺的流行文学之列,他的《黑利兹》(Black Lizzie)､《黑凯蒂》(Black Kate)以及《黑家伙杰克》(Jack the Blackfellow)都是鄙视和嘲笑土著黑人的典型见证｡同时期的诗人乔治·戈登·麦克雷的两首诗《曼巴:一个土著人的回忆》(1867)和《拜拉戴德鲁的故事》(1867)是对土著主题诗歌的很有意义的补充,这两首诗真正尝试了去理解和表现土著神话,麦克雷认为对土著文化的更好的理解来自于对土著神话及传说的知晓和鉴赏,在现代社会中,神话和传说在土著文化和白人意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小说仅包括偶尔要尝试对不同种族间的接触进行理智的调查,而很少对已被人们接受的土著人定势提出质疑｡所以,在亨利·金斯利的《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1859)中,土著人仍被刻画成野蛮人的形象,他们仍构成了传统的拓荒生活中的危险之一｡可是,查尔斯·德·布的小说《五十年前:一个澳大利亚的传说》(1867)虽还是在叙述传统的种族冲突的话题,但结尾时却明确提出了可能且可取的解决种族冲突的新方法｡马鲁(Maroo)家族部落对乔治·麦克斯维尔白人定居者大肆进行杀戮后,接踵而来的是詹姆斯·凡尼摩·库珀小说中常用的有计划的､系统的复仇模式,麦克斯维尔渐渐后悔他满腔的复仇怒火,那样做丝毫不比杀了他家人的土著人的做法好,而土著人酋长马克摩叶渐渐明白了他自己所犯的罪行,转而意识到了“文明人”的仁慈和道德,这是他最初所不理解的土著人最初的暴力行为被描述成是冲动､抑或是当面临白人威胁时的本能的原始行为｡所以,当土著人面临死亡时,又被看作是虽可怜但又很英雄的人物,这部小说似乎要证明白人优于黑人,仅仅因为白人幸运地具有文明的优势,可以发展更高级的意识,德·布的富于同情心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分析力造就了对那一时期土著人进行的不同寻常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