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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押沙龙！》的解构主义解读
作者：刘道全
一、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文本观
索绪尔认为，所有的语言符号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其形式，表音的符号，即能指，二是这一符号代表的意义，即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一旦确定下来，二者就有了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所指的意义是确定的，也是稳定的。其所指意义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的价值就决定于这种差异。德里达虽然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差异论思想，但又从根本上解构了这一思想，他制造了“延异”这一概念，“延异”具有延缓与差异两重意思，延缓是指延迟的行动，时间上的绵延，差异是指空间上的拓展。德里达认为，延异是产生差异的运动，是造成差异的原因，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因而能指与所指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符号的差异构成运动，符号之间相互牵涉转换，组成一个不可穷尽的网络。符号的所指意义也随之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它只是延异形成的踪迹，既显现又抹去，相互牵延，四处播撒没有终极。由于语言符号的延异特性，文学作品也具有一种永久存在的异质，作品的意义被无限期推延。又因为书写符号并不能完全传达作者原意，符号与意义之间也永远存在着异质。因而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德里达认为文本运动主要通过“播撒”来实现。播撒是德里达对“延异”一词的进一步扩展。在他看来，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因为文字的延异造成的差异与延缓，使意义的传达不可能是直线传递的，不可能像在场形而上学由中心向四周散开，而是“像种子一样，将不断分延的意义，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不断地以向四面八方散布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完整性来反对中心本源，并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地带。播撒试图进一步消解那种通过等级程序，而获得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的可能性，显示出在无始无终的符号，延异网络中的文本自主性。播撒总是不断地、必然地互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松散、重复。通过播撒，任何文本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一个文本的写作(形成)过程是一个正在产生差异、更新结构、延迟意义的运动过程，它是一个文本的赋意过程。播撒指一个文本就像种子一样，可以被播撒到其他的文本中去，在其中生根发芽，产生新的结构。文本的播撒构成了一种文本的相互作用，即文本间性。每一个新文本都是通过参考其他文本而构成。新文本在接受其他文本时，一方面它与原先的文本产生差异，使自己的结构变更而处于延异之中;另一方面，原先的文本也因为与新文本之间产生的差异而获得新的意义，进而也使自身的意义处于延异中。
二、福克纳对语言的功能问题的思考
福克纳早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我弥留之际》中对语言的功能就有所思考，表现出对言语表意功能的质疑。小说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仑有这样一段话：“于是我接受了安斯。后来当我知道我怀上卡什的时候，我才知道生活才是艰难的，这就是结婚的报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言词是最没价值的;人在说话间那意思就已经走样了。卡什出生时我就知道母性这个词儿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词儿的人发明出来的，因为生孩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么一个词儿。我知道恐惧是压根儿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发明的;骄傲这个词儿也是这样。我知道生活是可怕的，并非因为他们拖鼻涕，而是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言词来相互利用，就像蜘蛛们依靠嘴把吐丝从一根梁桁上悬垂下来，摆荡、旋转，却从不接触……他躲在一个词儿的后面，躲在一张纸做的屏幕的后面，他捅破纸给了我一刀。可是接下去我明白欺骗了我的是比安斯和爱更为古老的言词，这同一个词儿把安斯也骗了。”艾迪的思考是很形而上的，颇有几分解构主义的色彩。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在说明“道”的玄妙与不可言说，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艾迪独白的核心内容就是揭示言语的虚幻性、欺骗性，显示出她对言语的蔑视，人总是躲在言词背后生存的，言词掩盖了人的内心世界，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就像是挂在不同角落的蜘蛛一样。言词与它代表的事物本身是分离的，完全是两回事;没有真实性。这正如言语中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言语并不揭示事物的本质。它成为人与人互相欺骗的媒介，同时人自身又被言词欺骗。
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萨德本在海地学习当地的语言，借助昆丁之口，作者对语言发了一番议论：“他监管着小岛，平静骑着他的马到处溜达，一面学着那种语言(那根细瘦、脆弱的线，爷爷说，靠了它人们秘密、孤独生活的小小表面、角落与边缘能偶尔在一个瞬间被连接上，然后重新沉没进黑暗，在那里精神发出第一声呐喊却不被听见，还会发出最后一次叫唤但仍然不被听见)”。在福克纳看来，语言只是一根脆弱的线，它只能偶尔在某一瞬间传达人的思想，使孤独的人类有互相交流的机会。但它永远都是传情达意的障碍，是人类交流的障碍。语言与思想之间、语言与现实之间永远都是有距离的。正因为如此，任何语言的表述都会产生歧义。
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还对叙述话语的特征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正是不同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创造了一切：故事、情节、人物、意义等等。但叙述话语一旦发出声音总是变了调、走了味儿。由于语言本身的延异特征和不同叙述者叙述话语间的异质性特征，作者的权威被消解了。正如米勒所说：“成为小说家便意味着创作出一个叙述的声音。这一言语行为根本无法对作者摇摆不定的个性起到一种施为性确认作用。反之，它具有一种非个性化的效果，因为无论怎么努力，作者都无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所有的叙述都是从坟墓那边传来的轻声细语，它总是引用已经说出或写出的东西，将其作为活的言语杀死，但同时又让其幽灵般的作为记忆中的言语复活。”
《押沙龙，押沙龙!》第一章罗莎叙述部分一开始就强调，萨德本的故事只是叙述话语的产物：“她用阴郁、沙嘎、带惊愕意味的嗓音说个不停，到后来你的耳朵会变得不听使唤，听觉也会自行受到混乱不灵，而她那份无可奈何却又是永不消解的气愤的早已消灭的对象，却会从那仍然留存、梦幻般、占着上风的尘土里悄然出现，漫不经心而并无恶意，仿佛是被充满反感的叙述召回人间的。”罗莎喋喋不休的声音在昆丁脑中引起种种幻象，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第八章，作者又强调了语言叙述的虚幻性质，揭示了叙述话语与现实、叙述话语与历史、叙述话语与思想间的距离。“他们互相瞪视──相怒而视，他们的声音(现在是施里夫在说话），虽然存在着间隔的纬度所造成的轻微差别(这差别不在发音或音调上而是在表达方式和惯用词语上)，说话的可能是这个或是那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两个人一起在说：两人像一个人那样思想，那声音恰好之中出了那个思想，只是思想变得可以听见，具有人声：他们两人，在他们之间，从早年间故事和流言的陈谷子烂芝麻里，创造出了人物，这些人说不定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存在过。他们是影子，并非存活过然后死去的血肉之躯的影子，而是原来就阴影的东西(至少是对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对施里夫)的影子。”
所有的叙述者都试图讲一个真实的萨德本故事，但一方面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叙述中有强烈的主观性，所以叙述话语与事实之间的距离产生了。这种距离感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押沙龙，押沙龙!》最主要的特征。使萨德本故事成为一个无穷无尽的叙述话语构成的语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