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和谐的建立
作者：朱洪文
第三种：凯瑟琳的两个本性的冲突。这种看法以两位论者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北岸和董俊峰。前者认为，凯瑟琳的悲剧就在于两个本性，即形而下的本能选择(指向希刺克厉夫)与形而上的理性取向(指向埃德加)之间的冲突。⑩后者则明确标举精神分析的理论视角，认为希刺克厉夫与埃德加分别代表了凯瑟琳的“本我”与“超我”。两位论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11]他们的共同“失误”在于：在结合作品进行具体论述时，将凯瑟琳与埃德加的结合简单视为“违背自己的天性”，从而与所谓“两个本性”说自相矛盾;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与作品中对埃德加的肯定的事实(这在后面将具体阐述)是相龃龉的，也就是说，埃德加的存在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两个本性”说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答。
我们认为，如果说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有所区别的话，那也只是男女性别上的差异;而在本质上，正如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是同为“荒野之子”的同一关系，代表了人的原始野性，或者说，他们本身昭示了一种原始人的生存。埃德加则来自树木葱茏的画眉田庄。很多论者往往从一种对立的观点出发，认为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代表了一种原始活力，比照而言埃德加则是软弱的代表。这种说法是与作品实际不尽符合的。如果说年少时哭哭啼啼的埃德加表示出了一种软弱的话，年长的埃德加则逐渐获得了某种力量，特别是在凯瑟琳死后，作为基督徒的埃德加甚至显示出了一种神性的光辉。埃德加富有力度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对妻子的爱、对女儿的爱表现出来的。凯瑟琳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开埃德加，一个原因就是埃德加对她的爱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正如凯瑟琳自己所说，“我对于林顿(埃德加)的爱情有着这样的信心：我相信我即使杀了他，他也不会想到报复的”。这从埃德加对凯瑟琳的迁就与维护，对病中的凯瑟琳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是遵从凯瑟琳的要求将她葬在露天野外，并且作为基督徒的他死后也没葬在教堂里，而是与妻子葬在了一起等等事例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埃德加对希刺克厉夫的妒火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点(“花园风波”后，埃德加曾要凯瑟琳在他与希刺克厉夫之间选择一个)。埃德加对女儿的爱则不仅显示了父爱的伟大，更突出了其人格的崇高。日渐病重的埃德加有一段话很能够说明这一点：“我常常祈求，(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祈求要来的就快来吧!现在我开始退缩了，而且害怕了……我曾经这样想，与其回忆当时我走下山谷当新郎的情景，还不如想象要不了几个月或者可能是几个星期之后我被人抬起来，放进那荒凉的土坑，将更为甜蜜!耐莉，我和我的小凯蒂在一起曾经非常高兴快活，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个冬夜和夏日，她是我身旁的一个活生生的希望。可是令我同样快乐的是——在那些墓碑中间，在那古老的教堂下面，在那些漫长的六月的晚上，躺在她母亲绿茵覆盖的青冢上，希望着、渴求着那种永恒的安宁。我能为凯蒂做什么呢?我必须怎样才能对她尽了义务呢?我一点也不在乎林惇(林惇•希刺克厉夫)是希刺克厉夫的儿子，也不在乎他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只要他能在她失去了我时能够使她幸福。我不在乎希刺克厉夫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因夺去了我最后的幸福而洋洋得意的目的!但是如果林惇没出息，只是他父亲的一个软弱的工具，我就不能把她丢在他手里，虽然扑灭她的爱情是残忍的，可我却一定不让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让她难过，在我死后也许还要让她孤独，但这也比把她交给林惇、交给他父亲的一个软弱的工具要好得多!耐莉，我发誓：如果她非要嫁到山庄去，我宁可在死以前把她交给上帝，把她埋葬在泥土里。”
对于此时的埃德加来说，希刺克厉夫是谁呢?是仇人?他显然忘记了希刺克厉夫的存在，他的眼里只有对女儿的爱、对妻子的怀念。至此，谁还能说埃德加是软弱的表征呢?埃德加的宁静的死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可以接受的事实。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埃德加富于力度的形象是责任、仁爱等文明观念陶冶出来的。这很像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埃德加已经完全浸淫在这种“文明”里了。由此可见，一些评论家把这简单斥之为“虚伪”是不妥帖的。但这种“力”显然不同于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所代表的原始生命活力，它是强大的，又是虚弱的。正因为失去了后者的支撑，迎接它的只能是陨落了。埃德加精神的强大与身体的虚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埃德加真正表征的是人所应禀赋的社会文明素质。
严格地说，只有“社会的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它是原始野性与社会文明的融合，或者说，它是原始意义上的人接受社会文明熏陶的结果。正因为这样，凯瑟琳选择了埃德加。但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希刺克厉夫的存在构成了对“埃(德加)、凯(瑟琳)”婚姻的直接威胁。因为在本质上，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是同一的，他们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凯瑟琳与埃德加正如希刺克厉夫与埃德加一样构成了一对矛盾(对立)。那么，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结合”又是否会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结合充其量只是一种原始生存状态的实现或维持。他们所匮乏的素质即以埃德加为代表的社会文明，又反过来构成了对他们结合的直接威胁。这样，唯一的调和方式就只能是“希(刺克厉夫)、凯、埃”三人的结合;如此，才能促成一个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实现。但这又显然与“两性结合”暗含的“两人结合”的人的实现方式是相悖的。如此一来，作品中对他们命运的安排也就释然了：“埃、凯”婚姻以凯瑟琳的死亡宣告失败，而“希、凯”结合只能在冥界实现。
这样，悲剧的成因问题就得到了合理的解答。但造成这场悲剧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圆满的化解，这里上演的还只是一出彻底的悲剧。那么，究竟有没有平息悲剧的希望?如果有，希望又在哪里呢?于是，“哈(里顿)、凯(蒂)”结合呼之欲出。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了。
三、“哈、凯”结合的地位及意义问题
早期评论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艾米莉本人及他们之所谓“艾米莉的化身”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身上，而往往忽视了哈里顿与凯蒂的存在;他们的意思不难揣度，无非是以为哈里顿与凯蒂充其量只是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影子。但是，随着“呼学”研究的深入，“哈、凯”结合的地位及意义日益彰显。英国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的看法较有代表性。[12]她认为，“哈、凯”的结合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促成了希刺克厉夫的转变;二是象征了生命的延续和人类希望的延续。应该说，这种看法本身是无可指摘的，但未能与论者关于整个作品的分析统一起来，因而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真正揭示“哈、凯”结合在整个作品中的地位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