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究竟是谁谋杀了阿Ｑ？
作者：曾 锋
国家权力、司法系统的草菅人命，与民间社会的漠视生命是互为因果的。阿Q作为死刑犯，该是罪大恶极、对社会带来极大破坏性的人，然而这样一个重犯，连姓名都无法知道。到司法当局去查询时，连案卷都没有，尽管满清法律即已规定，案件必须有记录：“如果某个案件从记录中删去，州县官将被夺常俸一年……如果他故意在记录中省去任何项目或作虚假呈报，他将被撤职。”[11]群众的态度呢，“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原来在中国，众皆曰杀之罪人是可以连名字都可以不知道，案卷都不必有，数目都没有记载一个的。
二、冤狱根源：真凶、帮凶成了审判者
阿Q的冤狱使人产生一个疑问：审讯者那样诱供、诱杀，到底是什么目的?
研究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审讯者误认阿Q为抢劫犯，一意要讯问出同党来；有人认为官吏想要审问出强盗同伙的去向，阿Q与他们无法构成对话，产生了误会。鲁迅自己似乎也曾这样理解，他给日译本里的“我正要……来投(申请加入)……”作注释时说：“因此长官误解为是来投案的。”[12]本文认为小说家在这里仍只是就字面作解释；他会“保护”、尊重自己的作品，不会引导读者的理解。许多人认为“阿Q的冤案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文同意这种意见；但不同意他们对冤狱根源的分析：或者认为出于新政权巩固权力的需要，或者认为把总要挣回他的面子。若真有“面子”感，则应努力破案，如此急于铸定冤狱，毁去“破案线索”，似别有原因。
本文则认为抢劫系与把总关系密切的军队所为，阿Q必须充当抢劫犯的替罪羊，因为事实上审判者是真凶或帮凶。就这方面看来，《阿Q正传》与托尔斯泰《复活》中相关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专政网络本知道阿Q无能、无关系参与抢劫；也正因为如此，阿Q成了替罪羊的合适人选。阿Q赌赢却遭劫，是地道的孤独的受损害者。摆赌摊的与冒充官方查赌、打劫者，都是专政者方面的人，与衙役有联络。捉办“强盗”阿Q的“团丁”，是有时要“鱼肉乡民”的“无业游民”[13]；“地保”代行巡警职务，他参与了赵太爷对阿Q的勒索。所以专政网络本就熟悉阿Q作为“瘟孙”和准良民的底细，熟悉阿Q无能、无“组织关系”参与大规模抢劫。凭审讯者、师爷们的经验，在审讯中一交手，就更清楚这是送上砧板的鱼，可以圆满制出替罪羊来。
第二，司法者为什么急于将阿Q“毁尸灭迹”?阿Q从被抓至被杀不到三天，请注意小说对时间的特别强调：“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到进城，已经是正午”，“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然而这一夜”，“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随即被杀掉。这不单是指审讯、处决的草率，更主要的是暗示理案者灭口之心的迫切。只有毁尸并毁灭档案，才能灭“口”。灭口不单是怕这桩冤狱被暴露，从而不能实现“‘新政权’巩固权力的需要”，而是为了包庇真正的抢劫者以便伙吞赃物，继续安然作恶。与把总有关系的军队是真凶，关键证据之一正在立刻处决阿Q。公正理狱、特别是彻底破案并追回赃物，维持与举人的统一战线，才是符合逻辑的“巩固权力”、挣得“面子”的做法。杀掉唯一被抓获的“犯人”阿Q，看起来似乎是不可理喻地自毁眼前的破案线索，以致犯罪团伙和赃物无处可寻，这是丝毫不能挣得“面子”的；同时，又因损害举人利益而破坏官绅联盟。然而，只有这样才能“破案”以搪塞上司和社会，同时强塞失主之口，保护抢劫者安然无恙，赃物安然伙吞。
第三，可以再考察赵家遭抢那夜的情形：“阿Q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这样的团伙持枪抢劫，策划、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大，声势之凌厉，做过小偷的阿Q都不敢上前去看——似只有大规模的抢匪、只有当时的军队才能做到。小说中说阿Q看到的是许多“白盔白甲”的人，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暗示，即进行抢劫的正是“革命党”。“白盔白甲”是传说“反清复明”的革命党“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冠冕堂皇的革命，实则肆行抢劫与嫁祸杀人，乃是与异族侵略者一样的虐杀家。
第四，民初的军队抢劫很严重。不过，鲁迅自己有些文字于此却是反证，他多次表彰民元的光明：“待到革命起来……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14]但从他于民元后在《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革命政府和军队的横暴腐化的根性和行径予以了痛切的批评，这是他构思阿Q案的现实触媒。革命军人“……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民元二月二号《越铎日报》有文指斥革命政府：“高楼夜宴，倚戟卫门；两曹登堂，只梏加足；雄师捉人，提耳流血，保费计以百金”；民元二月三日的文章批评革命政府：“处理政务不以公理法律为根据，任凭一己之意见以决之。”[15]翻看绍兴民元时的这些记载，可以想见，阿Q孤苦不幸的背影已开始渐渐出现于其间。
当时军队抢劫的严重，也可以从许多文件看出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临时大总统严加约束士兵令》：“江宁光复以来……城乡内外盗贼充斥……或有不肖兵士，借稽查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此皆兵士约束不严，警察诘奸不力所致。”[16] 一九一二年一月陆军部临时军律：“宁省自光复以来，军队云集……在外滋扰者亦复不少……如假托长官名义，擅自查封房屋，搜抄家产等……一处如此，他处可知；都会如此，外省外州县更可知。”[17]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卫戍总督及各军警告示》：“近日南京地方抢劫之案层见迭出，自是不肖匪徒假冒军人之所为，而军队人数众多，亦难免一、二害群之马败坏名誉。”[18]
军队向来出土匪，民初的军队更是大量地蜕变为土匪：“根据一九一二年十月颁布的‘剿匪法令’，军队中恶劣的条件意味着‘安置一个士兵就是造就一个土匪’。后来估计，全国军队开小差的人数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由于军队的待遇很差，军饷很低，那里实际上成为出产土匪的工厂……同一个人甚至可以今天当土匪，明天当兵。”[19]
因此，本文认为赵家系遭军队抢劫。
第五，当然，团伙抢劫案很难侦破，即使破了案也难以处分，因为会与地方恶势力发生冲突，打破现有的各派势力的平衡。这样棘手的大案，只有杀替罪羊敷衍塞责才是最佳处理方式。这样主政者虽不是真凶，但也是帮凶。官匪本来一家：一般官员与地方土匪之间有明显的交易，官员可以参与分赃，甚至为土匪提供武器弹药。“事实上，几乎所有捕役都与盗贼有勾结，也与窝赃分赃者有勾结……捕役依靠盗贼作为供给途径，盗贼则依赖捕役获得保护。……有盗贼前科者或无辜平民常常被捕并被迫承认一桩盗案。有时，还会制造一些‘盗赃’作为被诬盗罪的证据。”[20]在不能继续拖延下去的时候，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抓一些土匪冒充首领，然后向上报告完事。被当作土匪同党拘捕起来的无辜者发现自己进了监狱，除非有适当的贿赂，否则就别指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