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究竟是谁谋杀了阿Ｑ？
作者：曾 锋
摘 要：本文认为阿Q冤案是人为制造的：军队抢劫人民，然后授意司法系统寻找到替死鬼阿Q。阿Q冤案的根源在：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都是军阀的傀儡，军阀犯罪后可以轻易开脱，无辜的人民却陷入冤狱。
一、 阿Q：缺乏诉讼能力、任人宰割的愚民
阿Q不懂民国的法律，不知时世变换。他亲见满清杀革命党，深信“造反是杀头的罪名”、该当“满门抄斩”，殊不知现今“造反”者却已经是缔造新政权的先驱，处决死刑也改以枪毙，更不存在什么“满门抄斩”。清末诉讼法即已规定：原告或被告准其站立陈述，身为民国自由公民，在法庭上阿Q却自然而然“跪了下去”。他的思想、知识状态与现实严重脱节，犹如千百年前的某个古人，被造化播弄到民国来受审。新生的民国又如何呢?新的民国主政者会慨然鄙夷民主制度下“公民”阿Q的“奴隶性”，实际上他们自己却作为“无数强盗之专制”，利用了愚民阿Q的不懂法规、不谙诉讼(详见下文)。古人云“不教而杀谓之虐”，簇新的民国却是“知其不教而杀之”，“利其不教而杀之”。
阿Q们没有公民权利观念，他们不会援法对国家权力予以置疑、抗争，只是惶恐地承受专政者的处治：“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①民国政府也一直不尊重国民人权，从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再到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家宪法均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各项个人权利，皆由宪法所赋予之权利，在法律上可依制宪者之意志而变更，是宪法上之人权，得受国会任意之剥夺或限制……所谓人权者直等于乌有。”②
阿Q没有诉讼能力，在审讯中只会“糊里糊涂想了一通”，另一方面，酷吏猾役则蓄意诱供：“你从实招来吧，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民国援用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早已规定：“讯问被告人禁用威吓及诈罔之言。”著名的“米兰达忠告”规定：被讯问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必须懂得“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院中用来反对你”；如果被告找不到律师，有权保持沉默，直到有机会向一位律师咨询，以确保被讯问人依法保护自己。这正好比照出阿Q此案审讯者的非法诱供：处心积虑诱骗阿Q胡乱开口以便罗织。中国官箴书则与米兰达忠告居心正好相反，它教导官员在公堂上应该尽量让原被告多讲话。就“招了可以放你”来说，现代法律也规定：如果被告受到检察官宽大承诺的引诱表示服罪，检察官不应当违背诺言。
诱供逼供过程中，审讯者利用阿Q思维的昏乱与语言能力的低下，将阿Q诱陷成自己认罪。“我本来要……来投……”阿Q想要辩解的是：自己“本来要投”革命党而假洋鬼子不准，没有参与造反，所以无罪；还想举报假洋鬼子。审讯者便接过话头罗织为想来投案自首(有人理解为审讯者误会，本文不同意此论，详见下文)。著名师爷王又槐即曾强调，即刻认罪者的口供大抵不可靠：“盗之真者，到案未必肯直招，若到案即认，其中恐有别情，不可遽信。”③当审讯者讯问“同党在那里”时，阿Q没有听懂，可是也没有及时辩诬；审讯者此问，并非一直以来所理解的他们误以为阿Q是疑犯，而是他们诱供陷害的技巧，类似于尽人皆知的陷人以过的问话：“你还没有停止殴打你的父亲吗?”审讯者不给阿Q清醒过来的时间和机会，以否认关于“同党”的推定，马上顺着话头问“打劫”的“同党”。阿Q果然说“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他不洗刷自己系“打劫”者“同党”的推定，浑然不觉自认了。这里尤其可见阿Q缺少诉讼能力与经验，被刑吏玩于纸笔填于沟壑。猾吏再次玩弄语言的双关，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阿Q与官吏自然“没有话”可聊，却不会知道这是当初制度设计者所规定的：最终判决前被告可以翻供，有权要求再审，“没有话”则意味着接受判决。
阿Q受审，等于被诱入死所，审讯的目的似乎在一意置他于死地。刑吏两次诡问阿Q“还有什么话么”，又教他画押，每次都不清楚告知犯人被判处的是团伙抢劫罪(阿Q至死都以为自己“想造反”才有罪)，将被就地正法；阿Q早已因恐惧丧失了理智，根本不知道这三次都是表示犯人接受死刑立决，看起来就像是对自己即刻将被处死“无冤无悔”。而现代法律规定：法院必须告知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认罪必须是在被告人理解这种答辩的意义的情形下作出的。一直到行刑前游街，阿Q联想到亲见过的革命党被杀头的情景，这才猛然觉到“这岂不是去杀头吗”，因而魂飞魄散。可见，没有诉讼能力的阿Q是被刑吏诱骗至死刑场的。最终回顾整个审讯过程，阿Q们糊涂了，似乎自己确实是无罪的，可是确实又是有罪的，那些双关的语言、诉讼程序是那样模糊，同时又那样确凿。民国援用的《大清新刑律暂行章程》规定：犯强盗罪并侵入第宅、结伙三人以上者“处死刑”；此类案情严重者立决。执行死刑立决虽须批复，但“委员会审者，不过公禀销差，道府复讯者，不过空详塞责”④。这样，阿Q被处死刑一案，字面上、表面程序上并无太大破绽。到一九一四年，更有《惩治盗匪施行法》规定对拿获的盗匪各犯，也由军警长官立即审判执行；一九一四年又规定县知事享有逮捕、审讯和执行判决的权力。此时，阿Q们的活路便几乎没有了。
制造冤狱的“智囊”是师爷、书吏、讼师之流，师爷、书吏之辈不但舞文，亦擅玩法。清朝法律规定“强盗得财皆斩”，然而同时强调“赃记明确”。民初各地多有这样的告示：“倘有无知匪类，藉端滋扰街邻；一经本军查获，就地格杀勿论。”但为免冤滥，一九一二年三月大总统令、司法部咨文指出：“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⑤；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条例》规定被告虽经自白，仍应调查必要之证据。刑名师爷们也都强调：贼凭赃定，赃真则盗确。阿Q以“团伙抢劫罪”致死，然而无赃记、证据，更无一个同伙。实际上，即使口供、赃记、同伙一应俱全，也可能是冤狱，更何况三者均缺。如明代的“假盗真赃”一案，赃物、口供、同伙俱全，然而终究是冤案⑥；鲁迅的同乡，著名师爷汪辉祖听审的盛大一案，“凡起意纠伙，上盗伤主，劫赃表分，各条无不毕具”⑦，然而终究是假案。
阿Q的供词更像书吏、师爷的杰作：“书吏们常常在文书案牍中做手脚……他们可能会在原始文档中抽出一张，通过粘贴修补加进已经篡变的内容。”⑧可以设想，“我本来要……来投……”以及当讯问同党，阿Q表示没听懂时的供词“什么?……”均似被剪除掉一些内容了。所以汪辉祖质疑任何仅仅以口供为依据的判决的可靠性：“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⑨
这一案，阿Q唯一出于自由意志的话似乎只是“我想造反”。然而，由于诉讼能力的近乎全无与语言能力的贫弱，这阿Q唯一出于自由意志的话终究还是违背了他的意志。而且，他终无能力和命运知悉，语言、文字、思维是他无能把握的；他终无能力和命运知悉，出于自己嘴中的话会送掉自己的命。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要被“杀头”，民众是恐惧至极的，他为何爽利地承认呢?其实，他爽利地承认的并不是口中的“我想造反”，这又是一句半截子话。他心里想要说的是“我想造反，但假洋鬼子不准，没造成反，所以我没罪”——所以感到爽利；“不仅没罪，我还要告假洋鬼子造反，满门抄斩”——呼呼，瞻望前程，仇人喋血，何等快意!这是一种低级幼稚的诉讼心理：在狱讼巨压下理性丧失，轻信幻觉以求得焦虑的稀释。
阿Q们不会知道，司法者在审讯一开始时的有罪推定就是违法的。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法已引入“无罪推定原则”。现代诉讼法规定被告在未判决前是无罪的；不独禁止有罪推定，也不允许合理怀疑：控方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然而，阿Q在被捕和受审的过程中，没被呈示任何证据与证人，本应“疑罪从无”，但自始至终被咬定犯有团伙抢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