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呼唤自由爱情的两个声音
作者：田俊武 朱 茜
西方戏剧创作遵循的是“造成生活幻景”的写实戏剧观，就是指戏剧摹仿生活，在深入揭示生活内在本质的前提下，要极力掩盖剧场的假定性，追求生活外部形态的逼真酷似，产生以假乱真的迷惑力，使观众失去剧场意识，忘记自己是在看戏，误信演出就是剧场外发生的真实生活本身。这便是西方戏剧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中国戏剧遵循的却是“破除生活幻觉”的写意戏剧观，着重于作家情感的抒发，强调戏剧的假定性，认为戏剧是对生活的虚拟，不是摹仿。在力求揭示生活内在本质的同时，允许改变生活的外形，和生活拉开距离，从而“离形得似”，追求一种超越生活实在形态之上的更本质的“情真、神似”，更高的情态意境的美。《罗密欧与朱丽叶》较《比目鱼》更现实，《比目鱼》较《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浪漫。单从审美享受的角度来看，《比目鱼》虚实结合的境界所收到的效果要远胜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见为真”的艺术感染力。
三、高贵人物的悲剧结尾与
小人物的大团圆结局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以罗、朱的死亡结束，是典型的悲剧；《比目鱼》剧则以大团圆作结，属于正剧。两剧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特点。虽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但西方多从悲剧角度表现这一愿望；中国戏曲则从喜剧角度或以悲喜交织的方式表现。同是面对爱情的不幸，莎士比亚用大悲剧的形式进行表现；而李渔则借助浪漫主义手法，化悲为喜，让一对有情人得到了幸福。
西方戏剧理论家极为推崇大悲剧，他们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严肃的、崇高的、悲壮的，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感受到怜悯和恐惧，并因而得到感情的宣泄和灵魂的净化。西方古典悲剧的结局往往展现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甚至是毁灭。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双线的。它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而不是相反……”⑦这一论述指明了西方古典悲剧结局的特点。古希腊悲剧的悲惨结尾源于古希腊人对命运的信仰。他们把一切不能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和个人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因此面对无法逃避的命运，悲剧主人公总是以无可奈何与失败而告终。雅斯贝尔斯说：“希腊悲剧是人类为认识神祇，寻求生存意义和正义性质而进行的半仪式化的绝望的奋斗行为。”⑧黑格尔在讲到悲剧的矛盾冲突时也说到：悲剧人物以“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所以在悲剧中遭到否定的只是片面的特殊因素，因为这些片面性的特殊因素不能配合上述和谐，在它们的活动的悲剧过程中不能抛开自己和自己的意图，结果只有两种，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目的过程中(假如它可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⑨同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悲剧大都选择伟大、崇高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因为剧作家们认为主人公地位的高低与悲剧产生审美效果的强弱成正比。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比那些普通的世俗小人物更重要，他们的悲剧也更能在观众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莎士比亚继承了西方悲剧的传统，他的悲剧主人公多是贵族王室，《罗密欧与朱丽叶》剧自然也不例外。它讲述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贵族之间，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富家子弟和大家小姐，他们对真诚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莎士比亚希望通过道德改善和个人奋斗来解决社会实际矛盾，所以他的悲剧力图以人文主义者被毁灭的悲惨结局来昭示人文主义原则还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被确认。罗密欧与朱丽叶以自己的毁灭换取最后的反抗，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同罪恶的封建势力搏斗，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使人们从痛苦的个体生命的毁灭中获得感奋，在美的毁灭中肯定美、追求美，在善的失败中肯定善、追求善，激励人们为真善美而奋斗。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以男女主人公的双双惨死为结局，但他们的死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死消解了两个家族的世仇，他们以自己的死亡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以及对人性的禁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强烈要求。这个结局在悲愤中给人以希望。
而中国古典戏剧却少有西方悲剧的冷峻与崇高、神圣与严肃，它主要是世俗的、民间的、生活化的，属于通俗文学之列；中国戏曲中主人公的选择也不像西方悲剧那样受到限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市民均可成为戏曲的主角。中国戏剧的结局讲究“团圆之趣”，在悲剧人物遭遇一系列不幸之后，剧作家总会给予他们一线光明和希望，使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受到惩戒。所以几乎所有“苦戏”都有一个象征性的、欢乐的结局。这同中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点密不可分。圆满是人们最高的社会理想，它意味着成功、如意、美满、幸福。因此，我国古典戏曲、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局，它带给苦难人生以光芒。王国维对此评论道：“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欢，始于离者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⑩这种乐观精神源于儒家文化“乐与天命”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我调适、随遇而安，肯定愉快平凡的人生。
作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剧作家，李渔用充满深情和赞美的态度描写了戏子、妓女、仆役、下层军官、商人，甚至乞丐们的道德风尚和情感世界。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李渔欣喜地发现了一种真正人性的闪光，与理学所宣传的那些矫揉造作的伦理纲常相比，他们显得生气蓬勃，富于斗争和进取精神。这些社会地位低贱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所显示出的叛逆思想个性自然会遭到正统道德家的谴责。《比目鱼》描绘的就是人民群众、甚至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故事。“优伶”谭楚玉与刘藐姑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表达了市民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望。不过，李渔本人的思想局限性和中国戏剧的内在规律也决定了《比目鱼》的结局不可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毁灭。虽然在全剧中“情”与“理”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并趋于尖锐，但它毕竟是在封建道德允许范围内为人物争取的更大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刘藐姑振振有辞始终坚守的毕竟仍然是“贞节”。谭、刘二人毅然投江无疑是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之反抗的最强音。悲剧如果就此为止，它就跟《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便没有什么差别了。信奉大团圆结局的李渔借助超现实的力量，让谭、刘二人死而复生，幸福结合。谭楚玉再度走上了考取功名的仕途，并成功地做了大官。善终获善报，恶亦得恶果，这种结局使观众看来合于情理并乐于接受的。然而，这实质上是对封建势力所做的退让和妥协，这就使悲剧表面上失去了“悲”的意义，使得西方人认为中国古典戏剧中没有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