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呼唤自由爱情的两个声音
作者：田俊武 朱 茜
摘 要：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中国戏曲名家李渔的《比目鱼》都演绎了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爱情而与封建势力顽强斗争的动人故事，但两部作品对这一主题的表达方式和手段却不尽相同。本文试从两作家的进步思想，两剧的创作风格、结尾特点及主人公选取等方面入手，以期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中西方戏剧创作的异同及其规律。
十六世纪下半期的英国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思潮运动。远隔重洋的两位戏剧家——西方的戏剧巨擘莎士比亚(1564-1616)和中国的戏曲名家李渔(1611-1680)分别创作了人类戏剧史上两部经典著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比目鱼》。这两部戏剧描述的都是青年男女为追求真诚爱情和自由婚姻而与封建势力英勇斗争的故事，尽管后者不似前者那样享誉世界、称雄至今，但也在中国曲坛经久不衰、领尽风骚。尽管表达的是同一主题，两者仍在社会背景、戏剧观、文化审美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作品对主题的表达。
一、人文主义大师和初步民主思想家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比目鱼》都是在两位剧作家内在的进步思想的推动下写成的，富有深刻的含义。它们都将个人爱情与整个社会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围绕着追求自由幸福的自然爱欲之情与压迫人的封建势力展开了戏剧冲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礼教色彩，焕发出追求自由的理想光辉。尽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明末清初的理学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否定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爱情的追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的统治下，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都以权势、门第和财富为基础，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实现，而无视真挚的爱情。李渔和莎士比亚站在被压迫的青年男女一边，从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向封建理学、向基督教禁欲主义发起了冲击，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特别是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这一新的婚姻观大声呐喊。
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已有相当的发展。一五八八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意味着英国新生资本主义战胜了欧洲封建势力，人文主义的大旗在英国高高飘扬。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许多剧作家都自觉地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莎士比亚是如火如荼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位巨匠，人文主义理念贯穿在他的整个戏剧创作中。欧洲人文主义思想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对年轻人来说，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求打破封建桎梏，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表达了莎士比亚的这一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思想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型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两家世代为仇，他们共同编织的封建罗网十分严密。罗、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追求理想爱情，悲剧注定要发生。两人从恋爱直到度过新婚之夜，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暂时的成功，爱战胜了恨，美丽的青春与生命的激情冲破了古老丑恶的封建樊篱。表面上看，爱情的果实已经成熟，事情不可能出现逆转，但接踵而至的噩耗和不幸，又一步步将他们逼向绝望的深渊。二人最终以惨重的代价实现了他们既定的不懈追求，同时也使人文主义理想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达到了高潮。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中国出现了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思潮——左派王学。该学派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其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明代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他写的禁书《藏书》曾激发青年李渔产生对自由主义和思想解放的向往。这一新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戏曲家们争相通过对男女爱情和婚姻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来表达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意识。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首次在曲坛上明确提出了“写情”的主张，并在《牡丹亭》传奇中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李渔的戏曲创作受到了这种进步创作倾向的影响，在他的《十种曲》中，歌颂和描写男女真情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李渔的认识也有着脱俗和反传统的一面，即也具有初步民主思想。他通过剧中人物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而且这种‘情’必须是真情，“势力不能夺，生死不能移”①。显然，这样的见解，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提出的真情必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比目鱼》中，李渔描写了谭楚玉和刘藐姑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谭楚玉不顾当时歧视艺人的传统偏见，不惜放弃功名，毅然加入刘藐姑所在的戏班。刘母贪财，将女儿许给了财主钱万贯做妾。刘藐姑坚决不从，在母亲与钱万贯的逼迫下，与谭楚玉一起，借演《荆钗记·投江》之机，双双投江殉情，化作比目鱼。在剧中，李渔也对他们婚姻自主、敢于为真诚爱情抗争的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肯定和歌颂：“谭楚玉钟情钟入髓，刘藐姑从良从下水。”②李渔虽然把青年男女这种不畏强暴、忠于爱情的行为称之为“贞节”，如称赞《蜃中楼》中舜华的抗婚“坚贞若个堪比”③，把谭楚玉和刘藐姑的投江殉情也解释成义夫贞妇的死节，是“维风化，就纲常”④之举，但他所说的“贞节”已与封建传统礼教所宣扬的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明显有了区别，具有了新的内涵，即坚持自己的爱情理想，敢于为幸福真诚的爱情抗争。
“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经历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种秩序共同体，就是依附于神，人无论作为一定社群的集合体还是作为个人，完全没入无边的普遍之海。在欧洲，这个‘普遍沉沦’的时期就是中世纪；在中国，则是西周直到‘五四’前夜的漫长时期。”⑤在李渔生活的明末清初，中国仍处于“普遍沉沦”期，资本主义萌芽虽已出土，但未能成长壮大。尽管反封建道学的民主思潮已经出现，有识之士已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禁锢中解脱出来，人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尊重，但封建统治的根基还相当牢靠，封建思想尚根深蒂固。而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欧洲历史已进入新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生机勃勃，中世纪遗留的封建势力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个性解放的曙光已照彻天宇。因此，仅从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李渔的进步思想比莎士比亚的更难能可贵，而罗、朱二人同封建礼教所作的斗争也不如谭、刘那般发人深省和鼓舞人心。当欧洲的人文主义者鼓吹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人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中国还在黑暗中艰难地爬行、摸索，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得不到承认，个人在命运面前仍旧无能为力。虽然婚姻在封建社会都是由封建家长包办，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可以在劳伦斯神父的支持和帮助下秘密地共结连理，而谭楚玉与刘藐姑却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援助，更无从结为夫妻。后者的不屈抗争明显难度更大，阻力更多。
二、现实戏剧观与写意戏剧观
《罗密欧与朱丽叶》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是对现实冲突的摹仿。它以罗、朱毁灭的残酷方式来达到肯定自由爱情的目的，褒扬美好纯真的人类感情，鞭笞丑恶的封建势力，表达社会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它以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使人们在悲痛之中获得情感的巨大震荡，从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得到审美的愉悦。而在《比目鱼》剧中，李渔则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否定上，而是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又描写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在水晶宫，谭楚玉和刘藐姑二人经平浪侯成全结为夫妻，又蒙受大恩得以重返人间。这种非现实的力量使现实对谭、刘二人的残酷和不平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补偿，使人们善恶有报的感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虽然纯粹是幻想和虚构，不符合现实的逻辑，却给人们一种美满和安宁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