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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都市中恣意烂漫的印象画者
作者：李相银
一
穆时英1912年出生于上海，家境相当优越。16岁这一年，家道突然中落，虽不至于困窘不堪，但从富裕之境跌至温饱状态，足以给这个少年相当的刺激。鲁迅曾经悲愤地设问：“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②作为长子，穆时英与鲁迅一样感受着这个巨变。所不同的是，鲁迅在中年以后方才开始的新文学创作中进行了淋漓的国民性解剖，多年前的家庭变故做了沉郁文字的底子。穆时英则很快开始了写作，家变的郁闷与青春期的叛逆化作了文字上的狂野之气，这个并不熟悉劳工大众的青年于是能够在《 咱们的世界 》（1930）、《 南北极 》（1931）、《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1931）等小说中生动描摹出地道的大众神气与口语，一时之间让左翼文坛大为震惊，认为出现了左翼文学的新秀。
然而，穆时英正处于信马由缰的年岁，哪里能够受一点约束呢？他的人生刚刚起步，文学事业更是如此，渴望尝试与改变的激情很快便在他的文字中显现了出来。在发表《 南北极 》《 手指 》这些具有普罗风味的小说之后几个月，穆时英就发表了一篇名为《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引起了左翼批评家的激烈反弹。正是这一篇小说，标志着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对都市青年男女关系的新认知。
无论是友人施蛰存的回忆还是穆时英的闲谈都表明了一点：他决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他的国学之薄弱令人吃惊，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隔膜也许倒是他能够自如进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因子。大学时代的穆时英虽对国学不够精心，对日本以及西方现代作品却很痴迷。这些异域的现代派文字与电影等现代娱乐一起对这个都市成长起来的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切只有在上海才能奇妙组合在一起，造就了作家穆时英的横空出世。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再过10年，张爱玲亦是背靠了上海这座城，遗世而独立。
1932年5月《现代》杂志的创刊为穆时英提供了绝佳的文学空间，在施蛰存主编《现代》期间，穆时英几乎每期一篇，而且都是佳作，更有《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PIERROT———寄呈望舒》这样的新感觉派名篇。
1933年在穆时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病逝了。在回眸父亲与故园的时候，真挚的忧伤爬上了笔端，小说《父亲》与《旧宅》便是这种心情的纪念。父亲的死一方面让他失去了人生的庇护，另一方面又给了他始料未及的自由：这位大少爷成了一家之主，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娶心上人了。1934年穆时英在花费了大笔钱财后终于娶舞女仇佩佩为妻。此时的穆时英似乎到达了幸福的人生顶峰，可惜幸福又是那样容易失去！夜夜笙歌、纵情娱乐的穆时英不仅将家业败光，与妻子的感情又出了问题。1935年8月夫妻分居，仇佩佩甚至远走香港。1936年4月穆时英追至香港，以剃发自毁形象的方式获得了妻子的宽容。
1935年2月穆时英开始担任《晨报》副刊《晨曦》主编。这在穆时英的创作生涯中应当被视作一个重要事件。自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越来越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散文创作，尤其是电影批评方面。他还介入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站在了左翼影坛的对立面，为此花费了相当的笔墨。作为新感觉小说家的穆时英似乎正在逐渐远去，散文家、影评人的穆时英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穆时英在港期间的生活是清苦的，战争又阻碍着归途。这个自称度过了“二十二年少爷，两年浪荡子，一年贫士，两年异乡客”③生涯的青年人患上了思乡病。1939年10月底穆时英带着家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上海，但其政治身份却变得暧昧起来：11月他随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到日本访问，用行动表明了他的“附逆”。1940年3月，穆时英担任《国民新闻》社社长，这是一份典型的汉奸报刊，专为汪伪政府服务。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生前的绚烂似乎随着死亡一并逝去了。然而，1972年，一位名为康裔的先生在香港《掌故》月刊发表文章对穆时英的“汉奸”身份进行辩白，说明穆时英原是打进汪伪内部的“中统”情报人员，死于“军统”的误杀。果真如此，对于爱护穆时英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了。毕竟，中国是个重视民族气节的国度，无论是谁，没几个愿意戴上“汉奸”帽子的。即使是汪精卫等人，也一直为自己寻找合法的理由与借口。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这个孤证真能确证吗？也许，穆时英在做出了这一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沉默。
二
由于《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与《 咱们的世界 》《 南北极 》等普罗风味小说的反差过于显著，穆时英遭到左翼批评家瞿秋白等人的猛烈批判④，虽然杜衡等人为之辩护，年轻的穆时英仍有解释之必要。在事隔半年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一、二月份，他借助短篇小说集《 南北极 》修订本以及《公墓》的出版，分别写下了一个简短的《 题记 》与《 自序 》。这两篇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就成为解读穆时英小说的最佳入口。
这集子里的几篇不成文章的文章，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发表了以后，蒙诸位批评家不弃，把我的意识加以探讨，劝我充实生活，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那是我非常地感谢的，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⑤
可是，事实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却是同时写的——同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是被别人视为不可解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许多人非难我的原因。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由于我的二重人格。⑥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的文字看似低调却很坚定，其实是在回击左翼批评家的“多情”：他原本就不是服膺左翼思想而追随左翼文学，只是一时兴之所至，染上了普罗风味罢了。这一段文字其实也在说明新文学的成熟：正是由于文学革命这十多年来的开花结果，聪明的穆时英可以放任地徜徉在艺术的寻求中，而不必去重复五四文学从事者的沉重脚步。在这个文坛新人的眼里，他看重的是“怎么写”的技术话题而不是“写什么”的宏大命题。如与左翼文学相似，那是纯属巧合，不必当真的。因此他把衷心的谢意献给同样有志于叙述试验的施蛰存、高明、叶灵凤等人。
《〈公墓〉自序》则进一步澄清了《 公墓 》与《 南北极 》之间的矛盾张力：两部小说集中的短篇是同时写的，只是发表时间稍有差错而已。在此，穆时英借用了杜衡的说法，用“二重人格”解释创作上的“南北极”般的差异。这番话倒是显示出穆时英对左翼批评的慎重。毕竟，左翼文学已经成为1930年代的一股重要潮流，无论与它是否相容，总不能完全漠视它的存在。而长篇小说《 中国一九三一 》的创作则更说明了他与左翼文学之间的既抗拒又追随的关系。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