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女性多声部与多元混融手法生成的绝唱
作者：杨春芳
菲弗斯是个弃婴，好心的妓女莉齐收养了她，并和其他妓女一道将她抚养成人。在莉齐眼里，妓院是煎锅，家庭是火坑，做妻子和做妓女的区别只是性对象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妻子甚至不如妓女，妓女为男人提供服务还有经济上的回报，而妻子则是什么也得不到。莉齐的话表现出妓女女性意识、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与反弹，是其对整个女性地位的一种根本上的反思。
卡特在《紫姬的爱情》中曾通过女主人公紫姬选择妓女生活，以性和身体为武器来实现对男权的颠覆。而在《马戏团之夜》中卡特巧借奈尔森之嘴明白表示妓女是迫于生活不得已而为之来唤起人们的谅解与同情。也许，通过前期作品的探索，卡特似乎意识到以性颠覆男权的渺茫和荒谬，妓女再怎样强悍嚣张，充其量也只能是男权的性奴隶。因此，作品中的妓院终因奈尔森的去世而关闭，妓女们也各奔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卡特在安排这些妓女归宿的时候没有忘记对她们的美好祝福。
莉齐关于妻子和妓女差异的观点可谓惊世骇俗，而蜜侬的遭遇及圆形监狱里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无疑证明了“妻子”在男权社会受虐待无尊严的事实。作者通过女囚们暴力式的反抗把对男权的颠覆推到了极致。一群常遭丈夫毒打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用毒药或斧头杀死了她们的丈夫，因为杀人是帮助她们保持尊严的唯一出路。女人的以暴制暴使她们沦为女囚。杀夫后的伯爵夫人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与罪恶，在政府帮助下建起了一座监狱，坟墓般地禁锢那些杀夫女人的身体和心灵。
卡特根据女性无处逃逸的社会现实而采用融合“全景小说”“全知视野”创作手法，使伯爵夫人建起的监狱成为一座“全景敞视监狱”，与福柯对此类监狱的研究形成互文。伯爵夫人是一个被男权异化受害极深的女性，同时她又是一个异化女性的男权帮凶。伯爵夫人无时不在的凝视是对女囚生理和心理、肉体和精神的多重折磨。这座监狱对女囚的监禁和封闭比任何其他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能说话、不能接触，就连给女囚送饭的女看守也必须带着面纱和手套，女看守的眼睛必须下垂着以避免眼睛的交流。总而言之，伯爵夫人营造的监狱，企图消除交流的一切可能。伯爵夫人可谓是卡特女性主义多声部中一个“噪音”，这一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卡特对女性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和男权社会认识的深刻。
任何监狱只能关住人的身而关不住人的心。奥尔加在监狱里反复回忆杀夫的情景，确信自己无罪，有罪的是她的丈夫。她不顾监狱的禁令，开始与每天给囚犯送食物的女看守维拉交流。她们的关系很快从手指的相互接触抚摸，到交换眼神及纸条。监狱里没有笔，奥尔加就用经血给维拉写回信。经血本是性别身份和女性身体的特殊标记。经血的可见性是妇女生产能力的宣言、生产抵抗的宣言。用经血写字，是关于女性身体状况的对话，文本给读者提供的是女性生存权和交流权恶劣至极的信息。经血作为交流工具，无论是从交流的内容本身还是从经血的原始意象意义来看，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反抗。经血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女性之间爱的产生和砸碎监狱重归自由的欲望的膨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伯爵夫人关在监狱里让她自己受罪悔罪，女囚和看守组成了一支似洪流的“情人大军”，徒步穿过西伯利亚苔原去建立“原始乌托邦”。“西伯利亚”没有围墙或围栏，有别于妓院、女性怪物博物馆、马戏团，更没有人造痕迹，它是一片原始的开阔地。女性新秩序的构建终于颠覆了父权制，“西伯利亚”成为一个狂欢的天地。
卡特笔下女性对男权的颠覆，还体现在畸形女性的反抗，姐妹情谊的赞美，女性同性恋的描写。就连马戏团的动物受到了女性反抗的感染也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它们总想挣脱锁链的束缚，寻求自由的天空。文本中的多重颠覆之源汇成一股颠覆合力，在马戏团的狂欢中，在菲弗斯的狂笑中，造成震撼，应该说这是卡特颠覆式的狂欢与震撼。
三、多元女性话语的共存
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已经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马戏团之夜》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复调交响曲，它汇集了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声音，构成一道女性主义历史的动态的绝妙画廊。女性意识的多元话语，生成一部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多声部的有主调的合唱。
作品中的莉齐、菲弗斯、公主、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等作为不同女性主义流派的代言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了多声部对话。作品向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多面体的世界。代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莉齐半严肃半诙谐，激进而不乏理智。她关注社会问题，清楚社会痼疾，但她又很现实，清醒地认识到完全改变世界的现存秩序并非易事。同时，她是菲弗斯的引导者和主心骨。菲弗斯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对塑造“新男人”的执著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两性关系的变化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公主和蜜侬的爱情故事无疑是女同性恋者对男权的挑战。在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激进女性主义和分离女性主义、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影子。然而，卡特并不是简单地陈列多元女性主义思想，相反，她组织这些思想开展对话，通过一轮轮的对话与交锋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理论深度。
我们发现，莉齐对女性乌托邦的质疑表明卡特并不把纯女性团体当做妇女在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解决问题的最后答案。麦克艾文曾说，“男性圈子和女性圈子的分立是虚假的人造物……这种分立状态给两种性别的人都制造了深重的心理压力，因为它要求男人和女人都逆着人的本性行事，试图成为某种纯粹的变种”⑤。卡特的小说用对“分立状态”的调整变形来表示作者对女性盼望自由的理解及释放，并作呼唤变化可能性的努力。作品中的这个新的“自由女性的共和政体”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男人的单色体。为保证她们团体的延续，她们被迫向一个过路的男子讨要“精子”。莉齐对此举的后果不但预料到而且对其如何处理似乎成竹在胸。她十分机智冷静并以讽刺的口吻询问她们如何处置男婴：“喂北极熊？喂雌熊？”⑥这是一个带有决裂性质的深意提问。笔者理解莉齐的质问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人类要繁衍，缺少任何一性都不可能；二是女性自由的获得不能用罪恶来换取。事实上当该男子答应她们的请求时，她们便及时作出评价，认为他是个完美的绅士。可见，卡特笔下的“纯女性乌托邦”确实透露出一份理智，她们已朦胧地感觉到男性和男权这两种概念的本质区别。
丽塔·菲尔斯克在《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中写道：“同性恋身份倒像是一种在历史的和现实的关于人类性行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下的应急举措。”⑦卡特在重塑女性话语的同时已经感知到这种神话的虚幻性，并通过重塑新男人和新女人强调了作品两性和谐平等共存的价值向度。因为，在一个纯女性世界里，“没有斗争，所以也没有胜利和失败”⑧。卡特希望我们理解在异性关系充满暴力的社会，同性恋似乎是帮助妇女获得爱情和自由的一种补偿和实现其颠覆的一条途径，但不是最佳途径。卡特不排斥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但不再是传统的以男人为中心，而是以女人颠覆性的狂欢来实现。小说的结尾，已不再受二元对立的束缚，而是期待旧男人完成向新男人的蜕变。文本通过沃尔瑟向“新男人”的转变为她反传统的充满信心的浪漫叙述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