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女性多声部与多元混融手法生成的绝唱
作者：杨春芳
摘 要：安吉拉·卡特在《马戏团之夜》中运用多元混融手法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全新结构及与女性群体不可分离的女性文学思想观念，女性主义思想是这部作品整个形象体系的基调。卡特通过文本的互文性加强了不同女性意识之间的对比与联结、碰撞与整合，产生了多元多向对话性和明显的倾向性。
安吉拉·卡特（1941-1992）是近年来英国文学评论界备受关注的女作家。我国学者对她的研究仍处于摇篮期。卡特生前曾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关怀和女性解放、两性平等的憧憬。《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是卡特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曾荣获英国詹姆斯·泰特·布莱克文学奖。作品融合多种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如“互文性”“全景小说”“复调”等，通过多种人物刻画展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化，表现了卡特复杂多元的女性情结，流露出卡特对探索女性解放道路艰难的忧虑和决不放弃的坚韧。
该作品的主体结构是马戏团的一个长着翅膀的空中飞人表演者菲弗斯和年轻的美国男记者沃尔瑟坠入爱河的故事，看似习见单纯，其实不然。卡特的这部作品具有多层蕴含①，在她所有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具有显著特色，即它负载了启发读者反思反省、寻求两性和谐共同发展的一种理想性的信息。卡特对女性关注的畛域十分广阔，她注意表达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尤其关注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处于屈从地位的弱势群体。卡特通过塑造奇特的女性人物集合体重现了女性发展史和多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众声喧哗的局面。
一、映照女性性别身份的广角镜
在父权制文化里，女性身体常和畸形联系在一起。以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生物、哲学、心理理论赋予男女性别不同的文化代码——男性优于女性。女性的“畸形人”身份使她们长期以来成为被凝视者、被异化者、被述说者。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物，其中不乏女性畸形人物形象。在西方，这些女性畸形人物的产生无疑是父权社会为了更好地突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制造的。卡特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作品中建构了一座女性怪物博物馆，打磨了一面既能反映女性自身性别身份及其命运又能反射“女性怪物”对立面男性男权行为结果的广角镜、反射镜。
《马戏团之夜》中的女性怪物博物馆是畸形女性的集合体：长着翅膀的菲弗斯；四眼范妮；几乎整天整夜沉睡的睡美人；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威尔特郡奇观”（下文简称“奇观”）；还有半男半女、非男非女的两性人阿尔伯特/阿尔贝蒂娜，以及被称作“蜘蛛网”的女孩。卡特正是通过对多种被扭曲的女性及人物多重边缘化的刻画，来真切地展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复杂的处境与悲苦的命运和女性复杂的情感与行为。女性怪物博物馆向读者形象地展示了父权制如何使女性性别化，残疾化。异化的手段与过程，感性地演绎了苏珊·格巴的名言，“女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物，作为文化的产物，‘她’是一个艺术品。‘她’或是一个象牙雕刻，或是一个泥制品，或是一个圣像、偶像，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雕塑师”②。
按照常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无非是收藏和陈列艺术品，供人欣赏或研究。而女性怪物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物化的实证。卡特“翻用博物馆化”将众多女性畸形形象萃集来实现复调、多声部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造。从表面上看她笔下的博物馆同当代保加利亚“博物馆化”的写作倾向没有什么两样，而实际上其作品的内在精神却与之截然不同。卡特营造“博物馆”的动机不在猎奇，不在哀戚，不在悲观，不在欣赏，不在简单地暴露；而在广角，在反射，在控诉，在批判，在呐喊，在唤醒，在震惊，在碰撞，在组织，在行动。“博物馆”聚结的女性形象既广博又相异，既熟悉又陌生，既有一定的定型又有摇曳多姿的动态；采用集纳分合式，形成女性多声部鲜活可感的表层结构。
卡特的女性多声部有单调、复调，有弱音、强音，有噪音、乐音与和声，有女性的成人之声和更有特点的童声。女性多声部中的“童声”以翻转童话而著名。在她的作品《血淋淋的房子和其他故事中》我们便可以读到她对西方经典童话蓝胡子、美女与野兽、白雪公主、小红帽等人们熟知的形象的再变形。她的变形不是一般的题材借鉴避免“炒现饭”，更不是一般的同质异构，而是通过改写这些童话，借熟悉之形的变化而载一个崭新之魂，即颠覆传统童话中女性的被动地位、弱小地位，从而为动摇父权制的权力关系造成一种震惊效应。在《马戏团之夜》中，卡特通过塑造睡美人和“奇观”表达了自己对传统童话主题的质疑和反讽，她大胆地重新诠释了传统童话中的男女性别代码。传统童话中王子救美的故事没有在她笔下重演，等待睡美人的也不是潇洒王子的亲吻，而是淫秽男人的拥抱和凝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青春少女为了钱而不惜服用药物昏睡不醒，成为那些丧失性功能老人的玩具以满足他们的性变态与性怪异。而卡特塑造的睡美人却昏睡在初潮来临时，是一个生理性别部分丧失、体貌性别夸张，只可观赏而不能供男性玩弄亵渎的女性。这与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青春少女形象相比多了一份女性作者性别本能的自卫和善良同情。卡特的设计显示出弱小者的无懈可击，短暂的“初潮”加上永久的“不醒”，给男权带来只能是占有梦的彻底破灭和永久的哀叹。这是她以作品为武器，用形象给男权的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奇观”的遭遇分明是对童话拇指姑娘和白雪公主故事的改写。长期被钳闭在蛋糕里患了幽闭恐惧症的“奇观”，终于通过反抗摆脱了馅饼师的控制。舞剧白雪公主令“奇观”产生幻想，误以为舞台上善良的侏儒是其同类，天真地认为那些小矮人会把她当做一个“女人”去爱。然而，生活中的侏儒远没有童话中的小矮人善良体贴。“奇观”终于认识到“尽管他们很小，但他们是男人”③。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与“奇观”屈辱的现实遭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构成奇妙的反讽。而生性坦率亲切充满爱心，长着四只眼的范妮无疑是卡特反凝视的建构。范妮的特别之处是在应该长着乳头的地方长着眼睛。范妮凭借多于常人的眼睛可以更好地审视男人、审视世界。郁郁寡欢的“蜘蛛网”的脸上从眉毛到颊骨被蜘蛛网覆盖。不难看出，蜘蛛网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蜘蛛网罩住的不只是她的脸，还有她的身体及生活。对于女性来说，社会现实其实就是一张挣不脱的蜘蛛网。而两性人呢，尽管亦男亦女体貌性别丧失，但她在博物馆的社会性别却是女性。长着翅膀的菲弗斯扮演的角色是“死亡天使”“模糊皇后”“展览物”“畸形人”。她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博物馆里，她绝不是主体。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她从属于规则、剥削和暴力。畸形女性的职业就是供人观看，充当景观；“纯女性”世界组合的目的就是为男性的凝视服务，为男性的欢愉服务。
“女性怪物博物馆”充溢着巧妙的互文性。它将形形色色畸形女性形象荟萃，将女性的奇耻大辱、苦难血泪汇集一起。其陈列的形象可谓古往今来，可谓东西南北，既有绵延的时间，又有广袤的空间，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足以让世上的女性在凝视倾听同类的命运遭遇之后，能够猛然惊醒、从而自省了吧！这应该可以让男权主义者在众多铁的事实面前收敛了吧！追求震撼力、冲击力大概是作者别巨匠心营造这座特殊博物馆的动机之一。
二、颠覆男权的诗学狂欢
《马戏团之夜》由三部分组成，场景分别为伦敦、彼得堡、西伯利亚。小说通过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转换、故事背景的跨时空组合和故事人物的夸张与变形，集虚幻与真实于一体，构成一串串具有开放性、延异性、魔幻性的情节链，使读者在情节起伏、情节联想中深深感受一种女性颠覆男权的诗学狂欢。女性颠覆男权的理性意识贯穿作品的始终，从妓女们的女性自觉意识、畸形女性的女性自省意识、马戏团动物的反抗意识，到全景敞视监狱女囚的暴动及女性原始乌托邦的构建，无一不使人感受到一种锐不可当的颠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