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日常世界的陌路人
作者：梅笑冰
摘 要：本文试图以类型化的“先进人物”为契机，探询老舍频繁设置此类形象的主客观原因及创作方法，本文认为，先进人物与传奇文学英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其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成为某个具体形象，而在于作为一条辅助性线索参与叙事，并实际上影响到作品悲喜剧掺杂风格的形成。
在现代文学第二、三个十年中，老舍创造了一个由多种类型市民形象所组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市民世界，其中有一类可以称之为“先进人物”：这一类人仿佛游离于作品表现的主体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此为公认的作者善于把握的范围）之外，作者一改写实风格，浪漫主义地把他们塑造成完美的正面形象，是最有可能最终将人们引向光明未来的人，为其他角色所仰视；但是，他们从不被设置成为主角，着墨极少，在作品中神秘地若隐若现，仿佛神光笼罩下的英雄，超出日常经验世界，生活于理想世界中；一旦当他们有可能为人认识，作品就会结束。这些先进人物先进的程度有所不同：作者排除任何质疑的声音而武断地设置的近乎完美而神秘的模式化先进人物吴凤鸣（《谁先到了重庆》）、宋民良（《五虎断魂枪》）、宋龙云（《新时代的旧悲剧》）；交待简单性格命运发展过程同时并不讳言其性格缺点的钱默吟和瑞民（《四世同堂》）以及李家叔父（《老张的哲学》）；从来不给予正面描写、只借助他人转述而形象模糊遥远的非知识分子但勇于行动的钱仲石和王排长（《四世同堂》）；不太先进、缺点多多、尚未脱离日常生活世界、更像个正常人的曹先生（《骆驼祥子》）和瑞新（《四世同堂》）。
老舍频繁设置先进人物，意图何在？同时代的鲁迅、巴金、曹禺作品有时也涉及革命和先进人物题材，但他们对此类人物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差别，老舍使用什么写法来塑造此类人物？这些先进人物的设置对于老舍作品叙事特征和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力图结合具体作品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一、作者设置此类“先进人物”的原因分析
“文学是时代的呼声，文人是预言家，他要满足自己，所谓满足自己是要替自然和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等一批富有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内忧外患，重新考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形成一种主流的关于文学本体意义的意见，认为文艺必须服从于“全民总动员”的需要，为抗战服务；文学是时代的呼声，是暴露和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为此，表现“理想的人性”以及揭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及病根成为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学。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②以此为动机，作为小说家的老舍甚至尝试更加富有煽动性和宣传效果的戏剧创作。现在看来，虽然先进人物形象贯穿于老舍的整个小说和话剧创作过程，但正是在以抗战宣传为目的的创作中，先进人物表现得更加抽象和概念化，显示出作者对所谓宣传使命的忠贞、对革命者的信仰，以及实际上的不甚了解。作者用尽正面词汇来肯定他们，真诚地信任他们为导向光明未来的神圣使者，让剧中正面人物、叙述者、自己和读者共同仰视之。如吴凤鸣“魁梧多力，貌豪野而菩萨心肠，见义勇为，言则必诺”③，宋民良“受过教育，王大成的近邻和好友，深受王的崇敬，身体瘦弱，但博学，有远见，表面上有点抑郁寡欢，但内心充满激情”④。然而，缺少行动细节支撑的人物形象极易引起审美疲劳。作为一个从事实出发的“写实主义”者，老舍不由自主地春秋褒贬：宋龙云（《新时代的旧悲剧》）以革命或未来的名义，要求他无辜无助的姐姐牺牲肉体和灵魂，既要完成奉养母亲的孝的传统责任，又要承担奉养自己所未能理解的革命者的义的现代责任。只对他人要求苛刻，却没有在上下文中让读者见证他们自身的努力，先进人物龙云变得面目可憎。
主观上以先进人物为完美和客观上显现为可恶，老舍自尝了文艺为宣传的苦果。其后塑造其他先进人物形象时，作者通过各种方法避免再次出现矛盾混乱：对钱默吟和瑞民（《四世同堂》）以及李家叔父（《老张的哲学》），交待其简单的性格命运发展过程，并不讳言其性格缺点；对钱仲石和王排长（《四世同堂》），不做正面描写、只借助他人转述和评价来突出其勇武行动，故意类型化，同时掩饰或否定其知识分子身份；对曹先生（《骆驼祥子》）和瑞新（《四世同堂》），则更像是先进人物的前传，尚游走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而未脱离前者。这些在不同作品中出现的先进人物从理想、遥远、完美的世界跨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从一个侧面暗示出老舍在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之间的摇摆，以及思想改变的轨迹。
设置先进人物的初衷和表面原因是宣传教化，但是他们的最终频繁出现还可能源于老舍对传奇性和浪漫主义气息的追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认为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的时代”⑤，长篇小说和戏剧成为最主流的文艺体裁，小说创作吸纳了戏剧的特征，更加重视人物尤其是“新人”、英雄人物的塑造，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矛盾、冲突的尖锐，场景的集中，以及精心设置故事结构。对于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大事——抗日战争——普遍采取一种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体验方式与审美方式。老舍的先进人物正是那种狂欢热情和参军、游历冒险氛围中的行动者。相比较于王大成、祥子、韵梅等人的市民日常生活世界，老舍对理想世界及活动其间的先进人物的实际了解少而想象多，于是他们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奇英雄形象出场，其事迹被道听途说和转述、通过充满崇敬之情的想象丰富其细节，成为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最典型的例子是钱仲石：“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个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猜测，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在漫长的《四世同堂》叙述中，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角色从未试图证实这个传言，它被一厢情愿地相信并帮助其流传，因为它带来希望和信仰，提供超出日常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对作者及其所塑造的市民世界来说，这绝不是生活的常态。日常生活实在平凡琐屑，这样的例外事迹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相信这些可能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例外的存在，被战争打破平衡的日常世界才获得延续平凡琐屑的理由和意义。即便作为一个写实主义者，老舍也难以抗拒避免充斥时代的浪漫主义倾向。仅仅把体现在先进人物塑造方面的浪漫主义倾向归因于时代风潮是片面的，因为老舍创作有另一个重要灵感来源：民间传奇文学、说书传统的影响。
上世纪30年代，文艺界掀起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通俗化运动”，提出克服五四新文学脱离群众的“欧化”倾向，建议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采用为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包括民间文学），在“旧形式的蜕变”中探求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式。⑥老舍自我定位为平民写家，为大众阅读而写作，他自觉继承民间文学说书传统，作品的传奇色彩异常浓厚。他说，传统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民族无意识力量，始终“像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⑦。他认为自己有两条创作道路：“小说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为用的。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是偏重人格与心理的描写,事实操纵着人物是注重故事的惊奇与趣味。”⑧“《月牙儿》和《骆驼祥子》各代表了其中一条。我放弃了第一条道路，而采取了第二条。”⑨《月牙儿》道路指延续“五四”创作传统、文人化的甚至在当时具备先锋派特点的现代小说，偏重人格和心理描写，这个类别当然不容许面目模糊的先进人物出现。老舍的大多数作品如《骆驼祥子》《五虎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四世同堂》，使用许多现代创作手法如心理剖析、景物烘托、抒情议论等，但总体上更加注重故事的惊奇和趣味，属于第二条道路。先进人物作为传奇故事中神秘、神通的英雄义士的现代版本，虽不尽符合写实主义创作原则，但却符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