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部欧洲殖民实践的帝国叙事文本
作者：许晓琴
鲁滨逊对“星期五”的精神改造,是殖民主义在“他者”土地上建立基督文明的写照。对于这些，笛福都作了肯定的描写，并且通过它们宣扬了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追溯欧洲殖民历史，火枪和基督教文化都是当时殖民者征服殖民地人民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鲁滨逊认为他不仅在肉体上拯救了“星期五”，而且还拯救了“一个可怜的野蛮人的灵魂，让他知道真正的宗教和基督教义……”⑦这正是殖民者对殖民地文化的典型态度，充分反映出欧洲与非洲及加勒比海之间的一种支配关系、权力关系和霸权关系。欧洲人以他们强大的殖民扩张势力向世人表明其权威地位的观念：只有欧洲人才有能力开化那些未开化的非洲人和加勒比海人。受此观念影响，欧洲人非但认为他们的殖民扩张活动是一种对别的种族的侵略或征服行为，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拯救”，是以基督教义为武器将非洲、加勒比海人从“低级、堕落、野蛮的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善举。因此，小说中笛福所描写的鲁滨逊从一群“野蛮人”的刀下把即将被杀死的“星期五”解救出来，教他圣经，最后使他皈依基督教这一重要故事情节，就足以使读者对欧洲人“拯救”非洲、加勒比海野蛮人的说法深信不疑。
笛福所描写的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相互映衬的关系，表达了殖民时代的所谓“文明社会观念”，即在西方思想意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 笛福的小说宣扬和强化了欧洲人以“救世主”自居的这一权威观念。在这一殖民叙事中，作为英国人的鲁滨逊与加勒比海人“星期五”之间的主奴关系和地位，恰好说明欧洲诸国在与非洲及加勒比海诸国的文化力量关系模式中欧洲所处的地位，显示欧洲的强势和非洲、加勒比海的缺陷，从而确立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这个拓荒故事中，笛福设置的“星期五”的出现和存在的情节，以及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主奴关系使鲁滨逊由一个早期的“劳动者”“开拓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者”。当然，鲁滨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以“占有”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拓荒人，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同时，“星期五”的到来也表明“鲁滨逊父权制殖民地的开始和帝国梦想的实现”⑧。显而易见，主与仆的宗法关系构成了帝国文明社会的最初形式。至此，鲁滨逊对小岛的统治不再只是心中的欲望和理想而已，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后来，当鲁滨逊和“星期五”救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时，鲁滨逊的殖民统治地位——在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岛屿上的绝对“君王”角色——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和强化，他毫不掩饰自己做“国王”的兴奋与欣狂：“现在我的岛上热闹起来了，我看上去像个国王，手下臣民不少，我时常回味这段快乐时光。首先，整块地方都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具有无懈可击的领土权。其次，我的臣民对我俯首帖耳，我绝对是他们的君主和立法者，因为他们的生命都是我搭救的，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都愿意为我牺牲。叫人啧啧称奇的是，我的三个臣民属于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亲是异教徒，那个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但在我的领土上，我允许信仰自由——这只是顺便说说。”⑨
这时候正是他的殖民地的扩展时期。鲁滨逊的“岛国”从荒无人烟发展到有了三个“臣民”，他的“臣民们”为这个小岛增添了活力和生机。到故事的尾声，一艘英国船上的水手发动叛乱，将船长和和大副遗弃在这座荒岛上。鲁滨逊帮助船长制服了叛乱的水手，从而取得对大船的指挥权。鲁滨逊成为事实上的总督后,漂泊在土著部落的十六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要求归附鲁滨逊,鲁滨逊让他们签订盟约,并且用《圣经》宣誓对其效忠。对于背叛船长的水手,鲁滨逊用英国法律进行惩处,他自己离岛后,将水手留在岛上自谋生计。鲁滨逊将小岛交给了叛乱的领头者和尚未及时来到小岛的西班牙人。随后，鲁滨逊带着“星期五”登上了这艘大船，经过漫长的航行最终得以回到阔别35年的英国。在回到英国之后，他仍然占有着岛上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掌握着对岛上居民的支配权。后来，当他在又一次的漫游中回到这个小岛时，他将这个小岛称为他的新殖民地。此时，鲁滨逊已经完成了从拓荒者到殖民者的转变的全过程，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功的海外殖民者。
三
《鲁滨逊漂流记》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英国殖民者的整个创业历程的寓言式的完整刻画，笛福描写的这个原始荒岛的发展演变过程，生动地展示了早期殖民者开拓殖民地、进行殖民实践的过程。一切殖民者的殖民实践过程同样是这样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征服、开拓和发展过程。鲁滨逊的发展过程是西方资本主义向海外进行殖民实践的一个早期的缩影。笛福通过鲁滨逊在海洋上尤其是在荒岛上的殖民活动，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海外殖民者的形象。加拿大批评家戴安娜·布莱顿和澳大利亚批评家海伦·蒂芬在《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一文中,援引了英国学者马丁·格林在《冒险的梦想，帝国的需求》的一段评论：“在《鲁滨逊漂流记》诞生后的两百多年里，作为消遣来阅读的有关英国人的冒险故事，实际上激发了英帝国主义的神话。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故事都是英国讲述自身的故事。它们以梦想形式赋予英国力量、意志，以便使英国人走出国门，探寻世界、征服世界和统治世界。⑩”的确，鲁滨逊在荒岛的传奇经历,成为殖民主义者仿效的榜样。鲁滨逊的形象鼓舞了十八世纪无数的英国人，他们以强烈的自我为中心的侵略性人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进发。
著名英国学者、后殖民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 在其《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与欧洲早期殖民经验平行对应的作品”{11}，它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文学文本。对于殖民文学，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作了这样的论述：“所谓殖民文学或殖民主义文学的文本……它带有一点当地的殖民地的色彩，或殖民文学的母题特征，比方说，对于文明疆界以外的探索等。”“殖民文学是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包括宗主国作家、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欧洲人后裔以及当地人在殖民时期所写的文字。”{12}殖民时期的文学，无论是在高雅还是通俗的各式文本中，或多或少都会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记，这些叙事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它们是殖民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载体。在英国文学传统中，关于帝国的想象和叙事往往是相互关联并交织在一起的。鼓吹帝国殖民秩序、强调服从白人殖民者的思想，贯穿在英国文学中。赛义德认为，殖民过程不仅仅是帝国政治版图的建构，同时也是帝国文本的建构。博埃默也强调说“帝国本身——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文本的运作”{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