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高晓声小说细节描写的作用分析
作者：吴延生
三、铺垫议论基础
高晓声曾在上海法学院经济系学习。对经济分析的爱好也在影响他的叙述风格，在他的叙述中出现了一系列精确的经济数字和大量的经济细节。如《“漏斗户”主》中历年来不同的农村粮食分配方案，《柳塘镇猪市》中的猪市贸易，《蜂花》中的养蜂收益，《荒池岸边柳枝青》中的卖鱼经等等。生活的阅历和经验铸就作家独特的审美艺术追求。他不追求描写境界的开阔，而是单刀直入地对人和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从中开掘出振聋发聩的人生旨趣和哲理意味来。他追求作品的深刻性和警策性，其美学风格属吴越的透辟精警型。这颇似鲁迅，故有人称为“鲁迅风”。为了达到这样的审美追求，作家总要精心设计出精彩的细节，以此为依托，鸟瞰式地揭示历史内容的哲学意味。“是的，高晓声常常会这样扯开去议论几句，他力图不仅把事件和人物内心活动的本身，也把对此的种种联想写出来，这些联想往往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含有敏锐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真知灼见。”{12}如《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他的大半生的事业、三十年的奋斗目标只是造三间屋。他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但是他六年备齐的房料被1958年的共产风刮走，接下来三年集聚的造屋钱被“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扫掉。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早已乱了方寸。这个真心实意的“跟跟派”，“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失去了217元，又被专政机关关押，遭受毒打。被放以后，“他嘶哑着喉咙说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短语：他们恶啊！我的屋啊！”却无计可施，只有以自责求得心里平衡，他埋怨自己“娇嫩”，不经打，继而害怕变“修”。“所以，李顺大一碰到身子难受，就怕黑夜，怕自己睡着了。他总是睁大眼睛，以防在昏睡中不知不觉变成一口黑锅。”在这个特写镜头的细节后面，作家以格言式的精辟语言议论道：“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所以至今还不曾变过去。”透过这简短的议论，含有令人心酸而又心颤的丰富的潜台词。这哭笑不得的自虐，有着深层的哲理意味：中国农民身上潜在的自轻自贱的奴性，这种奴性同愚昧和狭隘密切相关。这使人想到阿Q被打时自认“人打畜生”，“我是虫豸”。可见，这种奴性是连绵不绝的国民劣根性。由李顺大可以看到农民连起码的生活资料——房屋，都无法解决，当然谈不上当国家的主人；由李顺大还可以看到农民身上缺少主人翁意识，他所具有的“跟跟派”的精神面貌与主人翁的姿态相去甚远！
四、拓展意蕴空间
“艺术可以反映的生活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但人物的心理活动却是艺术的重要内容。人物的心理特征虽比人物的外在行动更难把握，写得深入的心理状态更具艺术魅力。心里描写得是否深入是否细致，不在于笔墨的繁简，而在于能不能透过仿佛无关紧要其实重要的细节，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那些仿佛难于掌握却终于掌握了的微妙之处。”{13}心里描写本身就是细节描写的范畴。“在文艺作品中，无论是语言细节、动作细节和心理细节，其实质都是传达人物的真情实感，或用深刻的审美观点剖析丑恶现象，用崇高的审美理想唤起读者美好的感情。”{14}高晓声不愧为艺术修养到位的作家，善于将细节描写复杂化。他的议论有时是放在细节描写、心里描写之中。当它们交织一处融为一体时，作品尤为精辟、幽默、深邃。如《蜂花》写一位小学教师急急办理病退，生怕政策变了儿子不能接替，丢掉铁饭碗的细节，小说这样写道：苗顺新听了，竟急得出了汗，发现自己太愚蠢，太不懂事，几乎把大事给耽误了。现在必须紧跟这陌生人走，赶快办病退。世上没有不变的政策，就是宪法也常修改。这顶职的办法那里就长得了！万一宣布煞断，岂不急碎卵子！赶快办，赶快办！丢了铁饭碗，子子孙孙都会骂自己。因为它是铁质的，很难烂掉的。“折戟沉沙”了，还是铁未销，可以“磨洗”认出前朝来。“九里山下”的“古战场”，“牧童”能“拾得旧刀枪”。刀枪也是“铁”制品，它长久长久留下来，显示在子孙的眼里，使他们想到铁饭碗是他苗顺新丢了的，灵魂都要被骂脱几层皮呢。真要错过了，在政治上也成问题，敏锐性强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故意丢掉的，因为他不信共产党，不要子孙捧共产党的铁饭碗。哼，吃不消你端着走。这一典型细节是通过心里独白实现的。苗顺新关心什么对什么很注意的心里特征，都是直言不讳地暴露在言谈或行为之中。只要是掌握得住人物个性的作家，只要是掌握得住人物心理变化的复杂性的作家，也总会以直截了当的艺术形式，把人物那微妙的心理状态用简便的语言揭示出来。至于心里独白中粗俗的俚语掺杂着古诗知识，正是乡村教师的语言形式。在人物心理的自我剖白中，分明有作者主观的看法在内，指向作品的深层意蕴：从历史层面看，表现出因历年来国家政策不稳而形成的社会投机心理；从哲学意味层面看，揭示出传宗接代、子承父业的宗法世袭意识。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遗留至今的民族痼疾。尤其是后半段模仿“无限上纲者”的论调，是作者借题发挥的议论，捎带刺一下，使人想到鲁迅小说的杂文笔法。类似精彩的细节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如《钱包》中的黄顺泉水中摸到钱包竟然落下悲惨的结局——挨了陈龙生的五十一板，《鱼钓》中的钓鱼反而被鱼钓的细节等，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哲理意蕴。正是有了这些精当的细节，伴着作者精辟的议论、精要的点评、精细的心理分析，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大大拓展了文本的意蕴空间，大大开掘了作品的深度，大大彰显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力度。不仅如此，高晓声还将小说中的哲理意蕴空间的开拓上升到更高的艺术层面，那就是对人的精神的拷问，将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正如余秋雨所言：“艺术进入哲理的领域，不是艺术的自我沦丧，而是艺术的自我超越。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在审美领域的一种整体性超越。这种超越驱使艺术家与无数读者和观众一起，在更清醒的理智水平和最深层的情感层次上观照人类整体，从而提高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15}
五、彰显创作个性
作品所表现的生活领域与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一种内在的接近。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生活有着特殊的创作敏感，善于从中发掘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内容，往往会使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在新时期复出的，并以农村作为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耕耘的高晓声，他的作品是从纵向上对农村变革和农民命运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剖析。“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探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使他成为继鲁迅、赵树理之后的又一个农村小说的铁笔圣手。”{16}这位铁笔圣手“采用传统的讲故事语气，但又并不讲故事，不围绕着一个具体事件结构故事，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17}亦即淡化情节，弱化故事。“高晓声自己总结塑造人物形象成功的经验：一是‘将特定人物放到最利于表现他的环境中去表演’，二是‘选择有特征性的事件、细节去表现这个人物’。”{18}所以谈及高晓声的创作个性，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作品细节所表露出来的显著特征。“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19}抓住细节，刻画人物，对于作者来说是体现艺术构思的形象化手段。如《送田》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讲述苏南农村一个叫南周村的地方，有个“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舂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的人物周锡林，村上一切有利可图的事都是他的主。同村的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由于穷困，他是村里最后造房的人。但在造房用地上与周锡林发生了矛盾。周锡林的条件是“滩南有他包产的两亩三分田。他没人种”。周炳南在那片“通底都漏”的地面上，“整整辛苦了一整个冬天，在两亩三分地里栽了三千棵树苗”。“树苗栽好不久”，周锡林听说这片地要“被国家一个大工厂征用了”，想从周炳南手里收回土地的细节描写：先是“亲热地眯着眼睛叫炳南兄弟”，后请吃饭，饭桌上花言巧语，再就是愿高价赔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精妙的细节，把一个投机钻营、唯利是图、自私透顶的农民形象活脱脱地再现出来。周锡林式的农民，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式农民，也不是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式的农民。高晓声本身是农民，有他自己独特的取材敏感、创作背景、人物心态、细节描写等。“这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理解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一个重要标志。”{20}随着时代的转变，改革的兴起，生活的起飞，高晓声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的哲理思考愈益深入，渗透在对农村生活的热切动人的叙述之中，人物形象从非主人型转向主人型的脉络渐渐清晰，强烈的经济意识与对农民精神的探索兴趣相得益彰，创作个性愈益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