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王鼎钧散文的精神品格
作者：赵秀媛
“……无论无政府主义者有多少理由，政治组织仍然是人类智慧的长期结晶。政治家如能防患除恶，他的一个决定胜过一个剑客终身的冒险。政治中人如果贻患布恶，剑客虽劳碌不息，也终将发觉于事无补。
还是把希望寄托到政治上来吧，只有这部叫做政治的机器正常运转，只有政治家的作为高明，我们的乡党朋友，我们的子孙，以及与我们休戚相关的千千万万人，才可以享有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拥护好主义，好领袖，自己做好公民，把选票投给好人，或者让大家把选票投给‘我’，为民服务，当仁不让。”{4}
王鼎钧的一生经历了战乱与漂泊，时代的苦难在他心灵上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痛楚，即使如此，他也从不曾对人类失望，不曾虚妄地不负责任地否定现代文明，而仍然对人对社会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在《左心房漩涡·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中写道：
“永远永远不要对人绝望，星星对天体绝望才会变成陨星，一颗陨星不会比一颗行星更有价值。遇难落海的人紧紧抱住浮木，但他们最后还得相信船。通宵赶路，傍山穿林，我情愿遇见强盗也不愿遇见狼群。”{5}
这分直面现实的冷峻清醒，与对于人类社会掩抑不住的热情，可以让我们扪到荀况先人的哲思余脉。
不仅如此，从儒家的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出发，王鼎钧甚至大胆地对于基督教中人的承受、等待、祈祷等被动性的静态行为提出不满，认为人应该发挥主动性，去弥补神的忽略与不足。他在《心灵与宗教信仰·我也许说错了》中写道：
“我也许说错了，在这本书里面，‘人’不是神的奴婢，‘人’不是神的出气筒，人不是一生战战兢兢等待神降祸降福。人不必跪在那里等神决定，等神安排，等神完成。人像神一样的工作，完成神要完成的，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也正是神要完成的。这境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希望我没有说错。”
在此，他将人与神相提并论，可谓儒家文化的一大发扬。
总而言之，王鼎钧在其创作中所表现的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对于人生、人性问题的执著探索，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超越创新的作为，正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2. 仁爱思想
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有着本质的相通。王鼎钧的母亲正是基于此点，为了解脱人生之苦而信了基督教，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完好地融于母亲一身，化为慈爱与严教。母亲言传身教，像祖屋门内那一方冬日的阳光，自然而温暖地给了童年王鼎钧最好的爱的教育。爱，成为王鼎钧一生的信仰，并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分基本动力。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唯爱为大》一文中，他写道：
“爱是什么？爱是希望你好，尽我的力量帮助你更好，你比我好，我不嫉妒，帮助你，我不后悔。”⑥ 在基督教义中，“爱”可以具体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王鼎钧并且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现“爱”的教义，在《唯爱为大》中，他继续说：
“以我而言，我是一个作家，我爱文学，也爱读者，我总是尽心、尽力、尽意地把文章写好。我总是把最好的内容，最好的形式拿出来，希望对读者有益处。我的文章登在报纸上，人人可以看见；朋友看了，就是我爱了朋友，敌人看了，就是我爱了仇敌。”⑦
从“人生三书”到《随缘破密》《心灵分享》，再到《千手捕蝶》，王鼎钧用三十多部著作，完成了一部“爱”的百科全书，作品中处处涌动着对于自然、生命、社会，对于后来者大海波涛般的爱。他坚信，“爱”是拯救世人、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根本药方，是抑制罪恶、减少痛苦最根本的力量。他热切地期望：百川汇成爱之大海，海水蒸发成云，云腾致雨，又汇成百川之源，爱，将像云与雨一样，良性循环，生生不息。
3. 民本思想
“民为重，君为轻”，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民为本”的传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早在数千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境界作为良君治世的理想标本，这个标准，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和根本的。楚大夫屈原那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长叹，穿越千年的时空，至今，仍回荡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空间。王鼎钧在抗日战争的逃难期间，亲身参与了打高粱叶、拾麦等劳动，亲身体验了农耕之苦，随着国立二十二中西迁的路上，深深体会了饱受兵患匪祸、自然灾害的百姓之苦。少年王鼎钧那颗善良的心，积聚了对于民生疾苦的深深悲悯。他在《山里山外·新版自序》中写道：
“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后把感情交给无名的苍头众生。所以至此，是因为我发现了‘英雄不仁，以群众为刍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转移，我的机遇、处境、文学旨趣都起了变化。
我们那群流亡学生都是天地预设的小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生灵数百年。’数十年音讯隔断，他们的遭际常使我惊疑忧念。如果一颗陨星沉落了使人震撼，那么满河繁星流泻一空又何以堪？不仅此也，我虽在乡镇生长，对农村农人却甚陌生，对土地亦不亲切。战时流亡，深入农村，住在农家，偶尔也接触农事，受农人的启发、感动，铸印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抗战八年，实在是农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军人是血肉长城，其兵源也大半是农家子弟。他们的形象和我的意念永远连接。流亡期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和大地有了亲密的关系，祖国大地我一寸一寸的看过，一缕一缕的数过，相逢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的。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
做流亡学生扩大了我的关怀层面，这分关怀，多年以来是我精神上的郁结，纾解之道，对我来说，只有写作。”
由上述文字可看出，王鼎钧是把百姓——大地——小人物——家国情怀视为一体而互为联结、互为表里的，逃难与流亡的体验奠定了他日后思考问题的基点与文学创作的一贯视点，那就是：以民为本，为小人物代言。由此出发，他晚年的作品《随缘破密》以及系列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等，均以小人物的角度去考察历史、社会，为小人物立言。他在《昨天的云·自序》中说：“或以为只有小人物才可以随心所欲写回忆录，其实真正的‘小人物’没有声音，苍生默默，余欲无言。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台下看见的，台上看不见，两者需要互补。大人物的传记是写给小人物看的，小人物的传记是写给大人物看的。”{8}
他的回忆录号称“为生平所经历的情义”立传，实则为小人物立传。在《随缘破密》中，他集合起众多有情有义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时代之悲，汇集成一股愤怒的力量，来声讨那个时代和英雄。中国古语有“成则英雄败则寇”，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标准，实则抹杀了通行于普通人中的是非善恶标准，暗含了对于英雄们为非作歹的默许甚至纵容。王鼎钧以犀利的笔锋揭开了英雄们光彩夺目的红盖头，将众多英雄的魔鬼性的一面暴露于天下。指出，“江山代有英雄出”的另一面是“各苦生灵数十年”，希望英雄们以苍生百姓为念，修身养性，严于自律，要造福于民，而不是为害百姓。以民为本的视点使作家获得了反诘历史的勇气和力量，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