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论王鼎钧散文的精神品格
作者：赵秀媛
摘 要：王鼎钧是闻名海内外的散文大家，睿智深刻的思想是其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王鼎钧的思想虽然儒释道耶俱存，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是其思想底色。儒文化对于王鼎钧的影响在入世——用世的精神取向、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对文学的热爱等四个方面显现在其散文创作中。
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原籍山东的王鼎钧先生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诸体兼擅，尤以散文著称。他的著名散文集《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随缘破谜》等或抒写乡愁，或探究人性人情，以精湛娴熟的艺术手法营造出一爿瑰丽深邃的散文世界，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睿智的思想是王鼎钧散文的独特魅力，常能给读者许多触动和启迪。学界对于王鼎钧散文的精神世界多有关注，王鼎钧也曾自称其信仰是“混血”的，对于儒释道耶都有吸收。但笔者以为，虽然作家少年去乡，青年去国，老年赴美定居，但自小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已先入为主，在他其后的人生与创作历程中，逐渐沉淀为一份深沉厚重的精神底色。
一、“鸡尾酒”式的信仰与“拿来主义”
在王鼎钧的许多作品中，他都一再表示自己是一位基督徒。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临沂的兰陵古镇，童年时就受了洗，跟着母亲信教，教龄可谓甚长。但是，他这位教徒不同于一般，在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上，基督教经常不做解释，只简单地要求教徒信仰，显然地满足不了王鼎钧这位阅历丰富、具有执著探索精神的作家。早在少年时期，对于“有神无神”、“有无神迹”的问题，王鼎钧就充满了怀疑，多次向教内人士求证，却始终未得到令他信服的答案。在他的晚年，总其一生智慧与经历，他开始思考天道神学问题，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来解释宗教信仰的体系。王鼎钧的宗教观点，具体在以下几点：
首先，人需要宗教，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是容易犯错误的动物，人不能自我完善，人需要宗教的救赎。在自传体回忆录《怒目少年》中，他记录下了“大褂子客”的宗教观点：
“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也消失了。”
其次，要客观地面对“上帝”的不足。基督教的神是“上帝”，基督教宣扬上帝全知全能，要坚信上帝会来拯救他的信徒。但事实是，在历史上无数次人类的大劫难中，上帝很少作为，难以维持子民对他的信仰。所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已逐渐解体，哲学家们从本体论、认识论、科学知识、历史考证各个角度对基督教原理进行批判与解构。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宣称“上帝死了”，这声呐喊带给欧洲极大的震撼。法国诗人维尼也愤恨地写道：上帝瞎、聋、哑，在一片哀声之上。对此，王鼎钧有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上帝从不缺席，只是常常迟到。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也无奈地面对了上帝无所作为的事实。
再次，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强调人的主动性。
“依这本书的提示，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我的联想是，文化是‘人’胜过‘自然’，人改变自然，终于文化本身形成另一种自然力量，支配人的行为，形成人的命运……我也许说错了，在这本书里面，‘人’不是神的奴婢，‘人’不是神的出气筒，人不是一生战战兢兢等待神降祸降福。人不必跪在那里等神决定，等神安排，等神完成。人像神一样的工作，完成神要完成的，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也正是神要完成的。这境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希望我没有说错。”{1}
王鼎钧认为，人不必要等神来拯救，人要有所作为，甚至补充“神之不足”。在《解释与解决》一文中，他对古语“悲天悯人”作出新解：
“中国人常说‘悲天悯人’，从前，我懂得什么是悯人，不知何以要悲天。后来我知道了，悲天就是同情老天爷，支持老天爷。老天爷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补上。没有阳光的地方，有烛光。”{2}
因此，王鼎钧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用其他宗教的长处来补充基督教之不足。对此，王鼎钧自己有个形象化的说法，我们姑且名之为“鸡尾酒”式的信仰，他说： “我是基督徒，坦白地说，佛教道教对我仍然有吸引力。我对这三家的内涵都有取舍。……我觉得宗教信仰是混血的，佛徒心中不止有佛，耶徒心中不止有耶，儒释道耶俱在，你我每个人自己调一杯鸡尾酒。”{3}
很显然，这种多元宗教混合的“鸡尾酒”式信仰，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在实用原则指导下的选择结果，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鲁迅的“拿来主义”，两者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它与我们建国后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等倡导是一脉相承的，源自于儒家兼取各家之长的用世精神。
王鼎钧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实用精神，也同样的适用于他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中。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他向基督教、佛教寻求秘方；为了解决散文创作中的难题，使散文用起来更顺手，他就把诗歌、小说、戏剧的诸多因素，用到散文创作中，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用世精神的灵活性。
总而观之，我们可以确定，王鼎钧虽然十四岁受洗，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但自小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已先入为主，并在他其后的人生历程中，逐渐沉淀为王鼎钧的精神世界中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色。
二、儒文化的精神底色
王鼎钧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兰陵，是在浓郁的中国传统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他的父亲、师长都是儒家文化中人，王鼎钧在少年时曾由本族一个进士之子教授古典诗词，习练书法。他在成为基督徒前，已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在他的精神画板上打下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色，传统文化已然化为他的一种文化本能，影响着他的人生及创作。
儒文化的影响渗透在王鼎钧的文学创作中，在以下诸多方面显现出来。
1. 入世——用世的精神取向
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春秋时期，周礼崩溃，诸侯林立而互相混战，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儒家学说便是孔子为平定天下、结束这混乱局面而制定出的一套治世方案。孔子周游列国，提倡周礼，游说诸国君施行仁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为孔子为恢复天下秩序而做出的一种积极而艰苦的努力。
基于用世目的，孔子对人死后的冥冥世界以及鬼神的存在与否，都无意追究，他所关心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人间的事务，思考并躬行的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批评其弟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评论孔子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一生的言行都体现了注意“行诸实事”而不满足于“载之空言”的风格，他要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教导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学做圣贤，立德、立功、立言。
儒家平实的入世精神，执著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的学说体系，包括内在的主体修养论和外在的客观的政治论两个彼此联系的组成部分。前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后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孔子之后的孟轲侧重发展了“内圣”之学，倡导“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与孟轲相应，儒学的另一个传人荀况发展了孔子的“外圣”学说。荀况以“礼学”为出发点，以礼、乐为本，着意建立以礼为标志的外在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