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一次对于“撒谎”的完美的语词分析
作者：梁艳芳
摘 要：阿盛是老村在《撒谎》中着力塑造的人物，他试图以自己独有的笔触来传达一种新的体验和发现：即谎言构成了阿盛生活的全部，在他生命中谎言如呼吸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只有依靠不断的撒谎，依靠不断自欺与他欺，他的生活才能得以展开与维系。老村敏感到这不仅是阿盛独有的精神特征，也是他的时代和他的群体在谎言时代和后谎言时代内在精神结构的显著特征，甚至是人类自身的某种本性与劣根性，由此展示出老村深刻的批判自省与高度的精神自觉。
老村是一位具有很强的“乡土意识”与批判意识的作家。至今已出版有长篇小说《骚土》（1993年出版上卷、2004年出版增订本）、《人外人》（2002）、《怅》（2005）、《撒谎》（2006），小说集《畸人》（1994），自传性随笔集《生命的影子》（1999）、《吾命如此》（2005）、《痴人说梦》（2006）等。在作品中老村总是自觉地将自己对于乡土的关怀，对于国民性与民族苦难的揭示,与自我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尤为可贵的是他对于人生苦难，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的精神苦难有着高度的自觉，这使得他作品中的悲悯、同情、关怀与批判总是牢牢抓着土地，而不是漂浮空中一触即破的肥皂泡。但评论界却对他少有关注，时至今日，老村依然游离于、或更准确地说,是被排斥于当代文学主流之外，这与他远离急功近利，始终坚守自己朴素的精神追求与艺术追求相关。
《撒谎》是老村新近的一部长篇。在这部作品中，老村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成功塑造了阿盛这样一个活泼、丰满的艺术形象。他与阿Q同属一个精神谱系，自以为是地生活在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世界中，谎言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只有依靠不断的撒谎，他的生活才能得以展开与维系。在“崇高理想”蜕变为对“权力的妄想”并最终走向滑稽与荒诞的过程中，他自我超越的想象与努力也最终蜕变为“瞒与骗”。但老村塑造阿盛并不是对经典人物的简单复制，而是试图传达某种新的意义，老村敏锐发现，阿盛的精神状态与命运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极权时代及后极权时代影响下的国民精神，特别是底层卑微小人物的精神与现实命运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他们渴望自我超越，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赤贫使他们只能利用既有的历史条件来改变自己卑微的身份。因此作品实际上也在戏谑中对历史进行了讽刺与解构，让人看到了其荒诞不经的一面与历史人格怪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较之以前的作品，《撒谎》批判的深度与反省的自觉都是一个超越。
从作为书名的“撒谎”谈起
老村虽然敏感到撒谎成性不仅是阿盛，也是他的时代和他的群体内在精神结构的显著特征，但并没有简单从道义上加以指责，而是在阿盛无处不在的“谎言”中透视出这一行为背后的复杂：“撒谎实在是我们社会生存里最大的悖论，就像月亮反射着阳光。”①因此他实际上是把“撒谎”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反思，通过还原撒谎者阿盛的一生，给这一复杂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语境。“撒谎”因此不再是隐喻、象征而直接就是主体事件，作品塑造阿盛这一艺术形象的过程，也是对“撒谎”这一具有表征、创化与修辞功能的语象的原始经验的存在性绽出及取义方式的现象学还原过程。作者希望人们能够由此意识到这一点，并有勇气去追问：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撒谎”，是道德意识的淡漠还是道德行为的艰难？
这绝不是轻松的话题，可是老村的展示却异常轻松。作品中，老村放弃了那些看似正统的表达方法，以毫无重量的语言肌质，在持续不断的荒诞、夸张、戏谑、揶揄讽世与黑色幽默中，将一出个人与历史的悲剧，演绎为一场闹剧，将一个涉及到国民性，涉及到社会、历史、文化与道德的重大问题,简化为一个“撒谎者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道德寓言。这种巧妙地化沉重为轻盈的笔力与境界在当代作家中是少有的。而任何叙述形式背后都包含有作者复杂的伦理诉求。对老村而言，他以有意的戏谑来表现一个正剧甚至是悲剧的主题，是为揭穿被权威历史语言与正统叙述方式装扮出来的正经历史面孔背后的荒诞。同时这对读者来说又形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可以唤起他们更智性的思考与更自觉的反思，并在阅读伦理上形成挑战：该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如何看待这种戏谑化的表达，如何看待阿盛及他的谎言。其实老村对阿盛的态度是复杂的，不只有嘲讽、戏谑，更有悲悯与同情，我想老村在创作阿盛时一定是脸上带着笑，心里却在流着泪吧。
从“谎言时代”到“后谎言时代”的历史怪胎：
撒谎者阿盛
“谎言时代”是一个强调政治化的时代，说谎者大多是真诚的“撒谎”，并相信真有一个值得相信的理想、制度和领袖。而“后谎言时代”则是“去政治”化的时代，原来值得信赖的理想、制度解体了，说谎者明明知道自己在说谎，却仍然这样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语境奇观。阿盛就是这荒诞的语境奇观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
虽然作者没有刻意为阿盛立传，可是合上书本，我们还是看到阿盛蹦跳着来到我们面前，不无自豪地说“我基本上已经不是人了”②，再没有什么话能比这句话更准确地概括阿盛。通常情况下，“不是人”多为贬义，但在阿盛这里则是指超越芸芸众生成为“非凡人”或神，正如他最后送给徒弟董学师的四句法咒：“天下众生，我最聪明。地上人类，惟我独尊。”③这是阿盛自我超越的最高幻想。
但在常人眼中，阿盛却像一个历史怪胎，他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大与自恋，在自我幻想中欺骗他人与自己，没有世俗生活的活泼性情，没有爱与感受爱的能力，比如，他认为爱情就是对方对自己完全的崇拜、敬仰、服从与付出，而不是彼此的尊重、关爱与交付。他一次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荒诞、歪曲事实、遮蔽谎言，却不觉羞耻，心智早已被扭曲，早已丧失最基本的人格与尊严，丧失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与道德反省能力，所以常常颠倒是非，时而偏听偏信，时而顽冥不化，时而狂热至极，时而又冷酷无比。
但阿盛并非生而如此，甚至他的自我幻想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一个偶像崇拜的非理性时代，谁会去嘲笑一个出身于卑微的年轻人的激情与浪漫，嘲笑他向往崇高理想的追求与努力？但问题在于，在阿盛身上这一切是畸形的：真诚蜕变为“瞒和骗”，追求崇高却走向了滑稽与可笑，追求超越的结果不是自我更真实、更完善，而是自我本性的丧失，与人之为人本质的远离。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蜕变？也许从阿盛成长的生命史中可以找到答案。
阿盛生活在陕北靠近内蒙一个名叫呼儿海的小镇上。这里虽然贫穷偏僻，却同样为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所渗透。阿盛从小就被告知，他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过毛主席的眼睛，毛主席就是神，就是一切。在阿盛十五六岁时，“文革”开始了，那是一个集体意识取代个体意识的时代，个体精神空间与个人日常生活，完全被整合到封闭的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借助这种虚幻的话语形式，在个人内心完成神与偶像等“神话意象的生成”，并“进而化生出具体的生活事件”④。如整天“兜里装着毛选四卷”⑤遇到毛主席像就“立刻自己吆喝自己：敬礼——礼毕”⑥；甚至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试图在家里挖出像电影《地道战》里一样复杂的地道。阿盛不但崇拜伟人更渴望成为伟人。少年时代，他常自认为卓越无比，而视别人为蝼蚁，“每隔五分钟便会情不自禁地自己将自己夸赞一顿”⑦：“你不是一个凡人，你是一个伟人。”⑧而要成为伟人，对于出身卑微，没有任何背景，精神与物质双重赤贫的阿盛来说，就只能利用既有历史条件，努力成为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体人格范型规训的典型，以此获得虚假的慰藉与满足。因此，阿盛在日记中常表露出峥嵘的革命勇气与决心，并从八岁起就已博取了诸如“灭雀状元”“小钢铁元帅”“节约标兵”“学雷锋标兵”等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