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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逻各斯”：论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辩证运动
作者：陈 凌
摘 要：本文从哲学的三个维度：翻译审美辩证思想的确立、语际审美辩证和文本审美辩证，以及主体审美经验对审美辩证运动的操纵，阐明了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辩证运动是诗质和诗性的保证。
诗歌翻译伊始，翻译主体就着手把翻译置于原文和译文的二元张力关系之中。从这个始发的辩证关系起，翻译主体会遭遇到种种辩证对子。譬如西方译论中的“信”和“美”，认为“翻译就像是女人，忠而不美，美而不忠”（陈凌，2006（6）：140）。“忠实”和“美”成了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必先除去一方，翻译才能顺利进行。问题的实质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恰恰是翻译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是推动译文达到更高审美境界的至真法宝。
所有的辩证对子，其在审美过程中所做的辩证运动都与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因其是在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之间构成的互动关系框架内所呈现出来的辩证运动，所以离不开翻译主体的经验参与。翻译的成败、好坏，取决于翻译主体驾驭翻译中各种辩证对子的程度。
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不是对原文中诸如意美、音美、形美这些客体性内容的还原式呈现，更不是对翻译主体及其审美经验的全部取消。因为如果把原文的美的内容完全客体化、在场化和概念化，译者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份也就不复存在，翻译的创造性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最终会取消“信”和“美”的辩证关系，所以，只有在“美”的产生具有主体性这个前提下，这个辩证对子才会有意义。从客体性的“美”到主体性的“美”，这种转变体现了对“美”的认识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是片面拔高“美”的主体性内容之结果，而是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美”。
从古到今，从片面强调“美”的客体性特征，到逐渐重视“美”的主体性特征，人类对“美”的认识都在不断变化，不断提高。柏拉图提出了西方最早的美学观念“摹仿说”，认为“美”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然后是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说”；柏拉图后又主张“理念说”，黑格尔又将其发展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亚里士多德提出“客观说”，认为“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文艺复兴之后，关于“美”的客观性论调逐渐低微，强调“美”的主观性特征逐渐占了上风：休谟认为“美”没有客观标准，康德也认为“美”在人心，克罗齐把“美”看成是人心的力量，马克思更认为“美”是实践这个主体性活动的产物（张世英，2002：145）。
诗歌翻译的主体审美，其特征除了体现在审美思维、审美意向、审美感应和审美介入上，审美主体性还体现在审美辩证上。须知，翻译中所出现的辩证运动只有相对于翻译主体才会有意义，因其是翻译主体参与的结果，也是翻译主体审美经验的原动力。综观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史，大多数观点都具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关系。严复的“信达雅”——相对于不信、背离和低俗；鲁迅的“信和顺”——相对于不信和艰涩；傅雷的“神似论”——相对于形似论；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相对于移境说。然而，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对立双方，其另一方却总是受到片面排斥，从而否定了对立双方的辩证运动。
一、“道”：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至真法宝
西方一贯认为“翻译就是叛逆”、“美而不忠，忠而不美”。导致这种观点的正是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原文先于译文而诞生，原文因此是译文的最终参照标准，“不忠”之罪因而要大于“不美”之罪，“忠实于原文”要比“‘美’化译文”来得更为重要。
无论是汉诗英译还是英诗汉译，前者（原诗）永远高于后者（译诗），后者只是前者的派生物、次生品。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所用三个字虽然都是形容词，却都有着及物动词的“及物性”，也就是说，都把原文作为“信守”“达切”的目标，并且，译文不能“俗化”，必须“雅化”，才对得起原文。可见，翻译惯有的标准里面，竟埋藏着如此根深蒂固、此高彼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不消除这一思想，翻译理论就只能在原地打转。
但是，翻译不是将原文中的“有”强行拉进译入语中成为译文中的“有”就万事大吉的简单过程，翻译是生成的过程，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化与生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符合自然界所有的生成转化规律。用中国哲学的“道生万物”来解释翻译最贴切不过，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中，“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和“阳”，既对立又统一，“冲气以为和”，均衡化生出自然万物。翻译过程也一样，原文和译文，不论“忠与美”“虚与实”“无与有”“隐与显”，相互矛盾又相互调和，辩证运动、和谐契合。
将原文中的一切都变为客体性的东西，甚至将原作者不确定和不确指的东西都设定为确定的、确指的东西，并让这些客体性的东西制约、控制和监视主体性的东西，特别是译者的主体能动审美，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翻译中的典型表现。所以，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其首要任务就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道”，其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无疑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至真法宝。
二、超越：诗质和诗性的保证
原文和译文，翻译伊始就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对于英语和汉语而言，其实质就是逻各斯和道、先验和经验、介体和本体、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对立。这些辩证对子的双方，都分别体现着各自语言的特征，因此，语际性辩证关系的处理，会直接影响到文本中的言（象）意、有无、虚实、抑扬、隐显等文本性及互文性的辩证关系。
譬如上述辩证对子的双方，就具有英语和汉语与生俱来的辩证关系：对于英语这种理念性即逻各斯式的语言而言，由于其强烈的先验性和客体性特征，在汉诗英译的认知修辞关系中就充当着介体的角色；汉语却天生就是“道”的化生之物，是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获得的主体性的经验结果，所以在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的认知修辞关系中就扮演着本体的角色。
对原、译文所固有的这些语际性辩证关系的处理，会直接影响到文本性辩证关系的表达。
譬如在英诗汉译中，如果所强调的是英语这门西方语言的本体性特征，就会导致翻译生成的文本仍然保持原有的文本性辩证关系，即把原文中在场的仍处理为在场的，不在场的仍是不在场的，表现极端的话，就会导致译文的生硬僵化。这种显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把原文奉为至上的圭臬，使“美”成为确定不变的客体性存在，翻译主体所做的只是“移花接木”式的工作——将“美”直接移植到译文之中。具有这种观念的译者，缺乏提升译文审美价值的自觉性，认为原文中的“美”离开了原先的土壤仍然可以在译文中存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诗歌翻译不需要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只需要翻译主体能够欣赏、意识到原文中的“美”这种客体性存在，继而把这种客体性存在嫁接到译文的树木上就万事大吉了。
反之，若翻译主体偏重的是汉语的本体性特征，对于“美”的理解，就不会只局限于将“美”看成是客体性构成的东西，而是采取主体性、经验式的翻译策略，积极投入自己的审美经验，以构建完整的“美”。在这样的译者眼里，与其说“美”是客体性存在，毋宁说“美”是主体性构成，因为只把原文中“美”的客体性内容还原到译文中去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种“移花接木”式的还原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个问题。译文的审美价值，需要翻译主体的意向性构成和充实，需要翻译主体用自己的审美意识，甚至审美存在，去“面对事物本身”，面对“美”本身。译文的审美生成，决不单是面对原文文本固有的，所谓的在场的“美”！须知，翻译不仅得“及物”，还得“及人”，这样才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大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