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可怕事件一触即发。危机之一是巴勒斯坦与犹太人之间正面临难题。

　　早在1944年马歇尔还是陆军参谋长时，美国国会两院拟就“关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国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深表关切，他认为，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严重破坏”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还可能引起“一场波及整个作战地区并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冲突。”于是，赫尔打电话给马歇尔，希望参谋长同总统谈谈此事，并对国会施加影响，力劝他们不要予以通过。

　　马歇尔给赫尔回信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任何冲突必将分散用于对德作战的人力物力，甚至严重影响目前作战部队需用的石油供应，由此将对尽快结束战争产生不良影响。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意马歇尔的主张。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四年过去了，现在已是1948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即将期满，英军准备撤出，剩下相互剑拔弩张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此情势下，美国究竟应持何种态度，这回要由马歇尔作出决策了。国务院多数专家们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而在这场冲突中，人力和武器均处劣势的犹太人将被消灭。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巴勒斯坦联邦。

　　这一时期某些犹太人的材料证实，马歇尔反对成立以色列国，并扬言如果总统承认以色列，他就辞职。

　　5月12日，正率领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负责人莫舍·沙里特请求与马歇尔会谈。他向马歇尔通报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于5月14日宣布成立，一支犹太武装正被动员起来的消息。“对于这次冒险行动，马歇尔的态度非常强硬、非常严厉并极表怀疑”，沙里特的助手埃本事后说，“后来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转弯……他说，‘我劝你们不要蛮干，但你们军方认为他们能打赢。我的意见是你们别去理睬军方的意见。但归根结蒂这是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事，如果你们决定要干，而且成功了，那算你们走运。你们也许会得到我们的承认，可是，我们不打算对你们的决定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默认态度。

　　5月14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成立以色列共和国。杜鲁门发表声明立即予以承认。

　　此时，马歇尔关注的问题不止中东一个，对他来说，欧洲问题仍很棘手。欧洲正被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由四国共管的柏林一时成为焦点之一。苏联人正试图建立“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从此将断绝一切来往；在希腊，由美国取代英国接管后的几个月以来，希腊内战局面未见任何好转，美式装备的希腊军队与苏联装备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正在边境地区激烈厮杀；悲观主义者认为，巴尔干半岛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温床。

　　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写信给她的新朋友马歇尔，描述了希腊正日益恶化的形势，并提出具体建议：“我丈夫（保罗国王）强烈认为，我们将同美、英两国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将加速做好应付任何复杂局势的准备……为了免遭我们邻国的突然袭击，我丈夫感到现在就有必要由双方参谋人员共同研究制订一项应付紧急情况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免我们措手不及……”

　　为慎重起见，马歇尔拖了整整三个月才给王后回信，回绝了她的建议。马歇尔在信中写道：“出于我对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任，尤于自己远离作战现场，我认为必须慎之又慎才是……至于我们继续通信一事，只要纯属私人的机密信件，我将乐于在您认为需要时与您交换意见。”

　　1948年6月24日，苏联下令全面封锁柏林。

　　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的直接反应是对封锁进行试探。“试探的办法是，”克莱后来说，“先往柏林开出一列火车，结果大显其眼，遭到扣压，无法开动。第二步反应是派一支武装护车队进去，我亲自组织，由特鲁多将军指挥。为了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派出了一支武装齐全的战斗分队。与此同时我开始实施空运，运多少算多少。”然后，克莱才给华盛顿发报，请求批准“派遣武装护队进入柏林。”

　　“我考虑要先经批准，”克莱说，“因为万一护送队受阻，就可能开枪动武，一路打进城去，那将打响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而不仅是喊喊而已了……但我的请求被否定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我另打主意。”

　　于是，便代之以实施空运把物资运进城去，结果，东德和苏联人都没有加以阻拦。但气氛一度趋于紧张。只要在柏林上空发生冲突，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马歇尔急忙与他的老友、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商讨对策。马歇尔认为，苏联人封锁柏林，似乎表明他们准备西进，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才能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种自杀性的行动呢？“您是知道的，”马歇尔说，“我们有力量摧毁苏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目标……我有是否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

　　巴鲁克对马歇尔的话大为震惊，他不敢相信马歇尔是在开玩笑，果真如此，他将建议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吗？“我告诉他最好先把事情搞清楚，”巴鲁克后来说，“因为苏联人有自卑感……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判断都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

　　不久，马歇尔邀请巴鲁克参加一个“智囊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欧洲局势；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能否摆脱目前的困境；在苏联的原子弹没有问世之前使用原子弹，是否为上策等。与会者相当认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大家都感到使用原子弹“这的确是个很难拍板的决定。”经多次讨论后，马歇尔不再谈打预防性战争问题了。

　　但是，麻烦事并未因此而中断。1948年秋，联合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一位事先由联合国派出的瑞典人福克·贝尔纳多特特使向大会报告了中东局势。自巴以分界线划定以来，以色列不仅宣布了独立，而且打退了阿拉伯四国军队的进攻，并进而占领了分界线以外的大片领土。贝尔纳多特坚决主张，按照一年前的分界线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把以色列非法侵占的土地划归阿拉伯人。但以色列能否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将由此次会议投票表决。

　　当时，各国对以色列以独立国家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意见不一，即使在美国代表团中也是如此。共和党代表杜勒斯深信犹太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子孙，各国都应承认这一事实，对以色列国应以礼相待。马歇尔的态度却谨慎得多，既然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从现在起他们就应当有所克制，不要一味坚持通过联合国得到世界的承认，也不要占住从阿拉伯人手里夺来的土地不放。英国人则坚决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并主张以色列应交出非法占领的土地。

　　当以色列人忙于四处游说时，巴勒斯坦却传来坏消息，联合国特使贝尔纳多特被暗杀了，几乎可以肯定是以色列恐怖分子干的。于是，马歇尔对以色列代表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了。与此同时，贝文则向杜鲁门发起了攻击，他认定是杜鲁门在向马歇尔强压。他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杜鲁门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治家，甚至对马歇尔说，总统“为了拿到100张选票，情愿去舔随便哪个犹太人的屁股。”马歇尔对此大为气恼。

　　结果，直到投票的前一天晚上，马歇尔还没有给美国代表团下达明确的指示。他说，他要在当天作出决定，但他却病倒了，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有时还呕吐。医生说他的肾脏出了毛病，虽不必立即手术，但必须避免脑力和体力劳累。

　　杜鲁门得知马歇尔的病情后，立即下达指示，让杜勒斯接替了他的工作，安慰马歇尔好好休息。

　　马歇尔决定应希腊国王和王后的邀请偕夫人前往雅典疗养。他们到达雅典后不久，联合国投票表决同意接纳以色列为联合国成员国。

　　此时，杜鲁门正忙于总统竞选，尽管他赢得了犹太人的选票，但国内政治专家们认为，杜鲁门当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民意测验表明，托马斯·杜威将会获胜。大选结果却出人意料，杜鲁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

　　马歇尔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后，回国途中又在伦敦稍事停留，借机看望了玛丽·伯利，并把凯瑟琳介绍给了她。此时，英国却在盛传马歇尔打算辞去国务卿职务。对此，英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玛丽·伯利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当前，世界有多么古怪。可别松开您那把握世界脉搏的手指，撒手不管，我恳求您。世界的稳定和正常秩序必须有人来维持。就我所知，只有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您就是当世的阿特拉斯啊（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人）！

　　马歇尔一心盼望着退出官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卸掉责任，自由自在地行事和安享家庭生活，你简直想不出，这对于我将是多么大的乐事。”

　　与此同时，总统正通过马歇尔的助手洛维特做工作，让国务卿打消辞职的念头。杜鲁门猜想，马歇尔决定辞职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有关。他对洛维特说，他不相信报纸宣传，不要理会那些“该死的政客”和巴勒斯坦问题压力集团的那一套，希望马歇尔先不要作出决定，找个机会谈一谈再说。

　　马歇尔于12月初回国后不久，随着腰部一阵突发的剧痛他病倒了，被立即送往医院。医生说他的一侧肾脏严重损坏必须切除。

　　如果手术成功，1948年12月31日他将年满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