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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到杜·克鲁瓦谢先生和夫人家的客人比平时多得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只有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第一副检察官索瓦热先生，和杜·库德赖先生，他本来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后来因为投票选错了人，被撤了职。可是杜·隆斯雷夫人和杜·库德赖夫人以严守秘密为条件，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两个亲密的朋友。因此这件新闻便在杜·克鲁瓦谢先生家聚会的半贵族、半市民的交际圈子里传开了。每个人都觉得这件事很严重，都不敢公开谈论。杜·克鲁瓦谢夫人同上层贵族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以致没有人敢交头接耳地谈及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所遭到的不幸，或者询问详细情况。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那几个人为谈论这件事，一直等到善良的杜·克鲁瓦谢夫人退场回到自己的卧室，避开她的丈夫去念经敬神。
等屋子的女主人走出客厅以后，杜·克鲁瓦谢的几个参与秘密、知道这位伟大工业家的计划的党羽，已经在清算赌帐，可是他们发觉客厅里还有几个人，这些人平时的观点比较可疑，为着切身利益倒向哪边也比较难说，他们于是继续赌博。将近十一点半钟，客厅里只剩下了心腹之交：索瓦热先生，卡缪索先生，预审法官及其夫人，杜·隆斯雷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法比安，杜·库德赖先生和夫人，约瑟夫·勃龙代，一个老法官的长子，一共十个人。
据传说，在一个不祥的夜晚①，半夜三点钟，塔莱朗正在吕伊讷公爵夫人家里玩纸牌，突然停止赌博，把挂表放在桌子上，问旁边的赌友们：德·孔代亲王除了当吉安公爵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子女？——德·吕伊讷公爵夫人回答：“这件事您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还要问？”——“如果这位亲王没有别的子女，孔代一家就绝后了。”经过一阵沉默以后，大家又重新赌起来。
①指拿破仑（当时是第一执政）处决波旁王室的当吉安公爵的那一夜。
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也是用相同的程序开始他的谈话，也许是他知道近代史上有过这么一件事，也许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上，渺小的人会同伟大人物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法院院长中断了波士顿纸牌，看了看表，说：
“这时候，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先生被捕了，这个家族多么傲慢，从此以后要永远脸上无光了。”
“你已经下令逮捕那孩子了？”杜·库德赖快活地叫喊。
在场的人，除了法院院长、副检察官和杜·克鲁瓦谢，顿时都满脸惊诧。
“他刚在谢内尔的家里被捕，他就躲在谢内尔家，”副检察官说，神气活象一个有当大臣的能力的人，可惜没有人赏识，否则他应当做警察总监。
这位第一副检察官索瓦热先生，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瘦高个，长脸，面部呈橄榄色，一头黑色鬈发，眼睛深陷，下面有一道宽宽的褐色眼圈，和上面深灰色多皱纹的眼皮正好相连接。他有一只鹰嘴鼻，一只抿得紧紧的嘴，双颊由于读书用功而消瘦，由于野心勃勃而凹陷。他是一个典型的二流人物，时刻在窥伺机会，只要能往上爬，什么事都干得出，不过尽可能维持在可能和合法的范围内。他的大模大样的神气恰恰表现出他有吹捧权贵的口才。年轻伯爵躲藏的地方是谢内尔的接任人告诉他的，他认为这件事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个消息使预审推事卡缪索先生非常惊异，他根据索瓦热的申请发下了逮捕状，他没有想到会这么迅速地执行。卡缪索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人，身材矮小，已经开始发胖，金色头发，肌肉松软，脸色发青，如同所有那些经常关在办公室或者法庭里的官吏们一样。他的淡黄色小眼，充满了怀疑的神情，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狡猾的表现。
卡缪索夫人望着她丈夫，仿佛问他：“我不是说对了吗？”
“那么这案件是要审的了？”预审推事问。
“你还怀疑吗？”杜·库德赖回答，“既然逮捕了伯爵，一切就定局了。”
“还有陪审团呢，”卡缪索先生说，“对这个案件，省长先生一定会左右陪审团的组成，去掉检察署和被告这两方拒绝的陪审员以后，只剩下那些赞成无罪释放的人。因此我的意见最好还是和解，”他对杜·克鲁瓦谢说。
“和解？”院长说，“可是事情已经到了法院呀。”
“不管是释放或者判罪，总之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已经很不光彩了，”副检察官说。
“我是附带民诉的当事人，”杜·克鲁瓦谢说，“我请的律师是迪潘兄弟的老大。我们要看看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怎样摆脱他的利爪。”
“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会到巴黎去找一个律师，他们会聘请名律师贝里耶来对付你们的，”卡缪索太太说，“总得旗鼓相当，才能势均力敌嘛。”
杜·克鲁瓦谢、索瓦热先生和杜·隆斯雷院长望着预审法官卡缪索，全都担上了同一份心事。年轻的卡缪索太太说最后一句话的口气和态度，使她面前那八个合谋败坏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人惴惴不安，却又深藏不露，因为外省人长年累月过着修道般的生活，养成了精明狡猾的习惯，全都极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娇小的卡缪索夫人注意到，这几个人一感觉到预审法官可能违背杜·克鲁瓦谢的意图，脸色就变了。她见丈夫把自己的想法露了底，便想顺势探测一下这八个人仇恨的深度，而且想猜出杜·克鲁瓦谢用什么方法拉拢第一副检察官，使得检察官这么快就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是与当权者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不管怎样，”她说，“如果这个案件从巴黎请来一些名律师，我们就可以在重罪法庭旁听几场有趣的审判了；不过这案件一定会在初审法院和高等法院之间了结。政府肯定会悄悄地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一个阀阅门第的青年，何况这个青年还有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做朋友。因此，我不相信在我们这里会有朗德诺那样的丑闻①。”
①这句话来自亚历山大·杜瓦尔（１７６７—１８４２）的剧本《沉船》（又名《继承人》），内容是写一个有财产的叔父传说在海难中死亡，继承人正争夺他的遗产时，他又回来了，事情发生在朗德诺，故称朗德诺丑闻。
“您这话可说差了，夫人！”法院院长声色俱厉地说道，“您以为首先调查和审理这件案件的法院，会受到与司法格格不入的一些考虑的影响吗？”
“事实会证明恰恰相反，会受到影响的，”她狡猾地望着副检察官和法院院长说，他们俩冷冷地瞪着她。
“夫人，请您解释一下，”副检察官说，“照您的说法，似乎我们不是在履行我们的职责了？”
“内人的话毫无价值，”卡缪索说。
“可是院长先生的话呢？”她又接过话头说，“不是有点偏见吗？因为这案件还得经过调查庭审理，而调查庭还没有开过庭，法院还没有宣布调查结果哩。”
“我们现在不是在法院，”副检察官尖刻地回答她，“再说这些事我们全都清楚。”
“正检察官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哩，”她嘲讽地望着他，针锋相对地说，“检察官一定会从众议院赶回来。你给他预备好了难题，他本人会亲自仗义执言的。”
副检察官皱起他的浓眉，与此事有利害关系的人都瞧见他脑门上出现了为时已晚的疑虑不安。这时候客厅里一片静寂，只听见甩牌和摸牌的声音。卡缪索夫妻发觉人们对他们很冷淡，便告辞回家，以便让这班耍阴谋的人痛痛快快地谈话。
“卡缪索，”在路上，妻子对丈夫说，“你话说得太多了。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人怀疑你不参与他们的计划？他们会想法子整你的。”
“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是唯一的预审法官。”
“他们难道不能暗中诽谤你，使你被解职吗？”
这时候，这对夫妻碰到了谢内尔。老公证人认出了预审法官。办事富有经验的老公证人头脑非常清醒，他立刻明白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啊！先生，”老头儿嚷道，“我们很需要您。我只要同您说一句话。对不起，夫人，”他一边对法官的老婆说，一边拉走了她的丈夫。
卡缪索夫人是个机灵人，她注视着杜·克鲁瓦谢家宅的方向，万一有人出来便赶快打断他们的密谈；但是她的判断很准确，她刚才制造的事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此刻他们正忙于讨论对策。谢内尔把法官拉到墙边一个阴暗的角落，凑到他的耳边说：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卡迪央亲王，德·纳瓦兰公爵，德·勒农库公爵，掌玺大臣，大法官，甚至王上，都会宠信您，只要您肯帮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忙，”公证人对他说，“我刚从巴黎回来，我什么都知道，我已经向朝廷说明了一切。我们指望着您，我替您保守秘密。如果您反对我们，我明天就再到巴黎去，我要向司法大臣告法院一状，告你们有受贿嫌疑，因为今天晚上毫无疑问法院的几个成员都在杜·克鲁瓦谢家里聚会，在那里大吃大喝，完全违反法律规定，何况这几个成员都是杜·克鲁瓦谢的朋友。”
谢内尔如果有权力的话，他连天主也会请来干预这件事；他不等法官回答，就离开了他，象头小鹿似的奔向杜·克鲁瓦谢家。推事老婆勒令丈夫把谢内尔所说的心腹话都一一告诉她，推事照办了，老婆立刻反问：“亲爱的，我不是说对了吗？”这句话是女人们常说的话，即使她们错了，她们也会这样说，不过语气更激烈些罢了。回到家里，卡缪索承认老婆比他高明，认为自己娶了这样的老婆真幸福，这样的供认一定给这对夫妻带来了一个欢乐的夜晚。谢内尔看见他的那群敌人从杜·克鲁瓦谢家里出来，他很担心杜·克鲁瓦谢已经上床睡觉，这样一来就是天大的不幸，因为他正处在需要迅速行动的紧要关头。
“看王上的面子，开门！”他对关闭前厅的仆人大声嚷道。
他刚才把王上召唤到一个有野心的小法官身边，王上这个字眼还留在他的嘴上，所以能够脱口而出。他已经糊涂了，神经不大正常了。门开了。公证人象闪电似的冲进前厅。
“喂，你！”他对仆人说，“我给你三百法郎，只要你能够叫醒杜·克鲁瓦谢太太并且马上带她来见我。理由随便你说些什么。”
谢内尔打开灯火辉煌的客厅，看见杜·克鲁瓦谢单独一人在客厅里大步踱来踱去，他立刻恢复了冷静和沉着。在一刹那间这两个人互相打量着，眼光里深深隐藏着二十年的仇恨和敌意。一个已经把脚踏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心脏上，另一个走上前去要用狮子的力量把这个家族从他的脚下拔出来。
“先生，”谢内尔说，“我恭恭敬敬地向您问好。您已经提起私诉了吗？”
“是的，已经提了，先生。”
“什么时候提的？”
“昨天。”
“除了逮捕状以外，没有采取别的步骤吗？”
“我想是这样，”杜·克鲁瓦谢回答。
“我是来协商和解的。”
“事情已经送进了司法机关，公诉会继续进行，谁也阻止不了。”
“我们不管这些了吧，我现在跪下来听您的命令。”
老谢内尔跪了下来，向杜·克鲁瓦谢伸出两只哀求的手。
“您要什么？你要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古堡吗？都拿去吧，只要您撤回私诉，给我们留下生命和荣誉。除了我说过的这一切以外，我自己愿当您的仆人，您吩咐吧。”
杜·克鲁瓦谢让老头儿跪着，自己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您是不记仇的，您的良心好，您不致于憎恨我们到不肯和解的程度，”老头儿说，“在天亮以前，年轻的伯爵就可以放出来了。”
“全城都知道他被逮捕了，”杜·克鲁瓦谢一边说一边细细品尝复仇的滋味。
“这件事很不幸。可是如果断不经过审判，也不拿出证据，我们一切都可以私了。”
杜·克鲁瓦谢在考虑，谢内尔认为他在考虑自己的利害，利害是人类行动最强有力的动机，谢内尔希望用利害来控制他的敌人。在这极度紧张的时刻，杜·克鲁瓦谢太太走了进来。
“来吧，夫人，来帮助我说服您的丈夫吧，”谢内尔说，他始终跪在地上。
杜·克鲁瓦谢太太十分惊奇地扶起了谢内尔。谢内尔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这位阿朗松公爵家管家的女儿心地高贵，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她眼睛里饱含眼泪，回过头来对杜·克鲁瓦谢说：
“啊！先生，您怎么还犹豫呢？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是本省的光荣呀！”
“问题正在这儿，”杜·克鲁瓦谢站起来大声说，又重新激动地踱起方步来。
“啊！问题在哪儿？……”谢内尔惊奇地问。
“谢内尔先生，事关法兰西！事关整个国家，事关全体人民，问题在于要教训你们这些贵族，叫你们知道还存在着司法，法律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一个小小的贵族阶级，它比得上贵族，能够同贵族匹敌！不能再让贵族为了一只野兔践踏十块麦田，不能再让贵族去引诱良家女子，给人们的家庭带来耻辱，不能让他们去蔑视实际上和他们地位相等的人，他们嘲弄这些人已经有十年了，这个事实不能不扩大起来，产生雪崩，这些雪块不能不滚下来，压死和埋葬贵族阶级的先生们。你们想恢复旧秩序，你们想撕毁宪章这个社会公约，我们的权利就记载在这个宪章上……”
“还有呢？”谢内尔问。
“擦亮人民的眼睛，难道这不是神圣的使命吗？”杜·克鲁瓦谢叫嚷，“当人民看见你们这些贵族也象张三李四一样走进重罪法庭去受审，他们会睁开眼睛，看清你们党派的德行，人民会说，我们小人物有荣誉观念，比往自己脸上抹黑的大人物更有价值。重罪法庭的光芒照耀着一切人。我在这里是人民的辩护士，法律的朋友。你们两次把我推向人民一边，一次是拒绝我的求婚，第二次是把我摒弃在你们的交际圈子之外。你们现在是自食其果。”
这段开场白吓坏了谢内尔和杜·克鲁瓦谢太太。对她说来，这暴露了她丈夫可怕的性格，这个新的认识不仅使她对过去的事恍然大悟，而且也看清了将来。看来很难使这个巨人屈服了，可是谢内尔在不可能面前并不退缩。
“怎么！先生，您一点不宽恕，您难道不是基督徒吗？”杜·克鲁瓦谢太太说。
“我宽恕要象天主那样宽恕，是有条件的，夫人。”
“什么条件？”谢内尔说，他认为瞥见了一线希望。
“大选快要举行了，我要你们手里的全部选票。”
“行，全部投您的票，”谢内尔说。
“我要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先生及其家人，”杜·克鲁瓦谢继续说，“每天晚上亲切地接待我同我的夫人，要友好地接待，起码在表面上要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办才能使侯爵先生做到这一点，可是你们一定会受到接待的。”
“我要他们给我四十万法郎作为押金，用书面记下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保证履行和解条款，以使我经常手里有一支枪对准你们的胸口。”
“我们同意，”谢内尔说，他还没有承认他已经有了那三十万法郎；“可是这笔钱要寄放在第三人手里，等到大选完毕，债款还您以后，这笔钱就要还给侯爵家。”
“不，等到我的外甥女杜瓦尔小姐结婚以后，才还这笔钱。杜瓦尔小姐也许终有一天会有四百万财产，因为我同我的夫人准备订立契约把她立为我们俩的继承人，您要设法使她嫁给你们年轻的伯爵。”
“办不到！”谢内尔说。
“办不到吗？”杜·克鲁瓦谢完全陶醉在他的胜利中。“那好，再见吧。”
“我真笨，”谢内尔心想，“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为什么在要说句谎话时就退缩了呢？”
杜·克鲁瓦谢走了，他满怀高兴，因为他享受了谢内尔的耻辱，他已经把全省贵族阶级的代表，最高贵的一个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已经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胸口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而最后他又因为自尊心受到损害，把一切都通通取消了。他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让他的老婆和谢内尔留在那里。他在陶醉当中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他达到胜利，他坚信那三十万法郎已经胡乱花完了；要找到这笔钱，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必须出售产业或者拿产业去抵押；在他看来，重罪法庭是完全避免不了的。伪造票据罪却往往可以私了，只要骗去的那笔钱归还了就行。这种罪的被害人往往是有钱人，他们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是造成一个做事轻率的人丢脸的原因。可是杜·克鲁瓦谢不想无缘无故就放弃他的权利。他躺到床上的时候，只想着他的希望能够非常完美地实现，或者通过重罪法庭，或者通过那桩婚姻，因此他听见谢内尔对杜·克鲁瓦谢太太哭诉的声音时，心里非常痛快。杜·克鲁瓦谢太太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虔诚教徒，她属于保王党和贵族一派，对于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她的想法同谢内尔一样。因此她的全部感情刚才残酷地受到了伤害。这个好心的保王党人听见过自由派的吼声，按照她的神师的意见，自由派的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在她看来，左派就意味着一七九三年的动乱和断头台。
“您的伯父，那位圣者听见我们的谈话①会怎么说呢？”谢内尔叫嚷着说。
杜·克鲁瓦谢夫人的唯一回答，是让大颗的泪珠滚下双颊。
“你们已经使一个可怜的男孩子死亡②，使他的母亲永远悲伤，”谢内尔接下去说；他已经看出他的话打中了要害，他还要继续打下去，直到使她心碎好来援救维克蒂尼安。
①这位夫人的伯父是斯蓬德神甫，一八一九年时去世，所以说“听见我们的谈话”。
②这个男孩子指阿塔纳兹·格朗松，见本卷第４３０页。
“你们还想杀害阿尔芒德小姐吗？她听见家庭受辱的消息，一定活不过一星期。你们想杀害可怜的谢内尔吗？他是您从前的公证人，他在人家提出公诉以前就会在监狱里把年轻的伯爵杀死，而他自己也要自杀，免得去重罪法庭作为杀人犯受审。”
“我的朋友，够了！够了！只要能平息这件事，我什么都肯干，可是我以前不完全了解杜·克鲁瓦谢先生，直到几分钟前才算彻底认识他……对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们毫无办法可想。”
“假定有办法呢？”谢内尔说。
“如果有办法，我愿意献出我半身的血液，”她回答，同时还点了点头来加强语气，脸上显示出她非常希望成功。
谢内尔就象在马朗戈战场上的拿破仑，一直到下午五点钟还在吃败仗，到六点钟时由于德塞不顾死活的反攻和凯勒曼的猛烈冲锋，终于转败为胜，谢内尔这时也在一片废墟中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只有象谢内尔这样的人，当过多年公证人，曾经在老一代索比埃公证人那里当过小帮办，当过老管家，在绝望中受到突然启发，才能象拿破仑那样伟大，而且比拿破仑更伟大，因为这次战役不是马朗戈战役，而是滑铁卢，谢内尔已经看见普鲁士人冲过来，他想战胜他们。
“太太，我为您经管事务已经二十年，您是资产阶级的光荣，正如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是本省贵族阶级的光荣一样，要知道现在援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唯一希望就在您身上。请回答我的问题：您愿意让令伯父的在天之灵、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和可怜的谢内尔丢脸吗？您想杀害终日以泪洗面的阿尔芒德小姐吗？您愿意赎回您的过失，使您的祖先，德·阿朗松公爵家的管家高兴快乐吗？您愿意安慰我们亲爱的神甫的在天之灵吗？神甫如果能够从棺材里复活，一定会命令您照我现在跪着请求您的话去做。”
“做什么？”杜·克鲁瓦谢夫人喊道。
“您听吧！这儿是三十万法郎，”他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您收下这些钞票，一切就了结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她说，“如果对我的丈夫不会有坏结果……”
“只会有好结果，”谢内尔说，“您用人世间一时的不高兴使他免除了地狱里永恒的受苦。”
“我不会连累他吧？”她一边问一边盯着谢内尔。
谢内尔这时看透了这位可怜妇女的心思。杜·克鲁瓦谢夫人在两种宗教中间犹豫，在教会给妻子的训诫和对王室和祭坛应尽的义务中间徘徊：她发觉应该谴责她的丈夫，但又不敢谴责他，她很想援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可是又不愿做违背她丈夫的利益的事。
“绝不连累，”谢内尔说，“您的老公证人可以凭着《圣经》发誓……”
谢内尔除了他的永生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献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了，他只好拿他的永生来冒险：他撒了一个漫天大谎；可是除了欺骗杜·克鲁瓦谢夫人以外，只有死亡，没有别的办法。他马上亲自拟了一张收据，口授给杜·克鲁瓦谢夫人写下来，收据内容是收到三十万法郎，日期是在那张要命的票据到期之前五天，那时候杜·克鲁瓦谢恰巧不在家里，他到他妻子的庄园里去监管一些修缮工作去了。
“请您向我发誓，”谢内尔把钱交给杜·克鲁瓦谢夫人，自己也拿到收据以后说，“在预审推事面前您一定要说您是在写好的日期收到这笔钱的。”
“这不是说谎吗？”
“是救人命的谎言，”谢内尔说。
“在没有征得我的神师库蒂里耶先生的同意以前，我不能这样做。”
“好吧，”谢内尔说，“关于这件事，您一切都听从他的忠告吧。”
“我答应您，我一定这样做。”
“在预审推事传唤您出庭作证以后，您才可以把这笔钱交给杜·克鲁瓦谢先生。”
“好吧，”她说。“啊！但愿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在人间的法庭面前坚持一个谎言！”
谢内尔吻了杜·克鲁瓦谢夫人的手以后，挺起身来，威风凛凛，好象拉斐尔在梵蒂冈所绘的某位先知一样。
“令伯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快活无比，您永远消除了您嫁给一个王室和宗教的敌人的错误。”
这些话使杜·克鲁瓦谢夫人怯弱的心灵大为震动。谢内尔突然想起必须使杜·克鲁瓦谢夫人的神师库蒂里耶站到自己一边。他知道虔诚的人一旦参加了他们的党派以后，这些人会多么固执地使自己方面的意见获胜，因此他想尽可能快地使宗教参加进这场斗争，而且使它站在自己一边。于是他马上到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去叫醒阿尔芒德小姐，把晚上发生的一切告诉她，叫她向主教公馆奔去，好把主教大人也带到战场上来。
“我的天主！你应该拯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了！”谢内尔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时大声说。“现在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司法斗争。在我们眼前的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强烈欲望和利害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弱点得到一切。这个杜·克鲁瓦谢利用了正检察官的缺席，这个检察官是忠于我们的，可是自从议会开会以来，他就一直在巴黎。他们用什么方法把第一副检察官捏到了手心里，使他不征求他上司的意见就接受起诉呢？明天早上一定要参透其中秘密，研究一下决斗的场所，也许我抓到他们阴谋的线索以后，我还要再一次到巴黎去，通过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的手，把最有权势的人们拉进斗争中来呢！”
这就是可怜的老运动员的推理，他看得很准。由于过分激动和过分疲劳，他上床时已经筋疲力尽，动弹不得。不过，在入睡以前，他对组成法庭的几个官吏一一作了研究，探索了他们的秘密野心，以便看清楚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有什么有利时机，和怎样才能利用这些官吏。谢内尔所作的长长的心理分析，我们这里只能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这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幅外省司法官吏的图画。
在外省，许多人具有在司法界图谋发展的野心，那些被迫在外省开始他们的生涯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开始时都眼望着巴黎，他们全都渴望能在那个广阔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因为大的政治案件都在那里审讯，在那里司法官的命运同悸动着的社会利害息息相关。可是那个司法官的乐园只容许很少的人进去，十分之九的司法人员或迟或早都会永远在外省定居下来。因此，一切外省的初审法院和重罪法院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是那些野心已经受到挫折，只能满足于享受外省人对司法界人士的特别尊敬，或者在安定的生活中变得麻木不仁；另一个是那些年轻人和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向上爬的野心还没有受到挫折，或者飞黄腾达的欲望还在不断地激励他们，因此他们对自己神圣的职业具有一种狂热的劲头。在那个时期，保王派的主张鼓舞着年轻的司法人员反对波旁王室的敌人。最起码的副检察官也梦想着能提起公诉，衷心希望能有一个政治性案件落到他的手里，突出表现一下自己的干劲，以便引起部里的注意，使检察人员能够晋级。在检察署里，谁不妒忌那个在辖区内发现拿破仑余党谋叛案件的重罪法庭呢？谁不希望发现一件卡隆案件①，一件贝尔东案件②，一件武装叛乱案件呢？这些狂热的野心家，以国家大计和必须在法国推行君主政体为口号，其野心不断受到党派斗争的刺激，全都是精明、乖觉、有远见的；他们大力推行警察政治，到处派遣侦探跟踪居民，把居民推进服从的轨道而不能脱身。司法界受君主政体的狂热所鼓动，改正了过去各地最高法院的错误，同宗教携手前进，不过也许太张扬了点。司法界表现出的不是精明，而是过于热心；它犯的错误不是由于玩弄阴谋权术，而是由于太老实地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这些观点看来是违反国家的总体利益的，司法机关总是尽力使国家不致发生革命。不过，整个说来，司法界还包括太多的资产阶级成分，极容易被自由党的卑鄙欲望所左右，它或迟或早总要变成立宪派，在发生斗争的那一天会倒向资产阶级的那一边……在庞大的司法界里，如同在行政界一样，存在着一种虚伪，或者正确点说，存在着一种因袭精神，使得法兰西经常以宫廷为榜样，因此在无意识中也就骗过了宫廷。
①卡隆，拿破仑的下属军官，于贝尔福阴谋暴动，被捕枪决。
②贝尔东，法国将军，于索米尔阴谋暴动，一八二二年被枪决。
司法界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决定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的命运的法院中也同样存在。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还有一个姓勃龙代的老法官，在法院里代表那些消极、只求保留现状和准备永远蛰居他们所在城市里的那一派。
年轻而有野心的那一派包括预审法官卡缪索先生和候补推事米许先生。米许先生是得到五天鹅家族的保举而得到这个职位的，只要机会一到，他立刻会进入巴黎的高等法院。
由于自恃司法官是终身职，又由于贵族阶级没有按照他的地位来欢迎他，杜·隆斯雷院长早已决定站到资产阶级一边，表面上却自称是独立派，然而他不知道他的政见已经使他只能以一个初审法院院长的头衔终其一生。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他自然非常合乎逻辑地把提升的希望寄托在杜·克鲁瓦谢和左派的胜利上。省政府和高级法院都不喜欢他。由于他不得不同当局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自由党人也怀疑他。因此他在不论哪一个党派里都没有地位。他不得不把议员候选人的位子让给杜·克鲁瓦谢，自己落到毫无势力，充当配角的地步。他那与自己心愿相反的地位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性情乖戾，什么都不满意。他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暧昧不明感到烦恼，暗中下决心要当自由党的领袖，凌驾在杜·克鲁瓦谢之上。他对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案件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他朝这个方向走去的第一步。他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资产阶级以自己渺小的欲望遮蔽了国家的重大利益；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今天赞成政府，明天又反对政府；它牵累到各方面，可是不能援助任何方面；它对自己所做的坏事感到痛心，却又继续做下去；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渺小，嘴里说愿为政府服务，却又不断给政府添麻烦；这个资产阶级既恭顺又傲慢，要求人民服从他们更甚于他们服从王权；对于比他们优越的人感觉不顺眼，总想把那些人降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仿佛伟大的东西可以变成渺小，仿佛政权不必有力量就能存在似的。
这位院长是个高大、干瘪的人，额头后倾，栗色的头发又细又长，两只眼睛颜色不同，脸色和酒糟鼻子一样，嘴唇紧闭，嗓音细弱，夹杂着气喘病的带痰的嘶嘶声。他的老婆是一个高大、严肃、怪模怪样的女人，喜欢穿最可笑的奇装异服，打扮得十分过火。她摆出一副王后的神气，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如果不戴头巾永远不去参加舞会，这种头巾英国妇女最为重视，外省对它也非常喜爱。他们夫妻俩各有四、五千法郎的年金，加上院长的官俸，总收入约有一万二千法郎左右。尽管他们天性吝啬，还是每周安排一天接待宾客，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杜·隆斯雷先生和夫人忠于本城古老的生活习惯，虽说杜·克鲁瓦谢把最时新的奢华享受介绍到城里来，可是他们的住所从来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婚后一直住在夫人所有的一座古旧住宅里。这所房子一边面向院子，另一边面向一个小花园，临街是破旧的灰色三角墙，墙上每一层楼都开着一扇窗户。院子和花园都有高墙围绕，花园中沿墙有一条散步的小径，路旁植满栗子树，院子里沿墙是几间小屋子。花园临马路的那一段有一扇破旧而且长满铁锈的铁栅栏门，在院子那边，两扇扶墙中间有一个供马车出入的大门，门顶上有一个巨大的贝状装饰。在房子正面的门上也有一个贝状饰物。这里到处都阴暗、发闷，缺少空气。屋子的中间墙上开有格子小窗，活象监狱的窗户。在小小的花园里开着的花朵，似乎很不高兴关在这么一块小地方，行人透过栅栏门可以看清在花园里发生的一切。楼下有一个面向花园的大前厅，光线由花园透进来，从前厅走进客厅，厅里有一扇窗户面朝马路，还有一扇玻璃门，走下几级石阶可以通到花园。前厅的另一端是饭厅，面积同客厅一样大。这三间房间同全宅阴暗凄凉的气氛十分协调。天花板被一根根粗大的横梁隔开，上过油漆，中间装饰着几只单薄的菱形饰物，还雕刻着玫瑰花，非常刺目。油漆已旧而且已熏黑，色调叫人看了难受。客厅里的红绸大窗帘已经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屋里陈设着漆成白色的家具，墙上挂着博韦地方出产的挂毯，颜色早已变淡。壁炉上放着一座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两旁是两只很大的多枝烛台，上面插的黄蜡烛只在院长夫人拿开绿色的套子，露出有水晶吊环的旧烛台时，才点燃起来。三张打牌桌子都铺着破旧的绿台布，再加上一副西洋双六棋，就足够给客人们娱乐了；杜·隆斯雷夫人总是拿苹果酒、薄饼、栗子、甜水和家制的麦糖水等来款待客人。最近，她实行每过半个月就用茶和糕点来请一次客，糕点质量很差，实在可怜。每一季度，杜·隆斯雷夫妻要大宴宾客一次，宣扬得满城皆知，那顿饭有三道菜，装在恶俗的餐具里，可是烹调得非常精美，外省的厨娘都以精于烹调闻名。这顿巨人的晚餐长达六小时。院长想用悭吝人的阔绰来同杜·克鲁瓦谢的时髦豪华竞争。因而院长家的生活和从属于生活的一切，都同他的性格及徒具虚名的地位相一致。他在家里很不高兴，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他不敢花钱去改变目前的状况，私下庆幸他每年能攒下七、八千法郎，使他的儿子法比安将来能有一大笔财产。这位法比安既不想当法官，又不想做律师，更不愿当行政官吏，整天无所事事，使他的父母发愁。在这一点上院长同副院长勃龙代先生发生竞争，勃龙代是一个老法官，他很久以前就使自己的儿子同布朗迪罗家来往密切。布朗迪罗是一个有钱的布商，他有一个独生女儿，院长希望她能嫁给他的儿子法比安。老法官勃龙代则希望自己退休，让儿子代替自己进入法院当候补推事，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娶布朗迪罗小姐。杜·隆斯雷院长暗中破坏老法官的计划，秘密地给布朗迪罗家做工作。因此，如果不是发生了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事件，勃龙代父子俩也许早就被奸刁的院长排挤掉了，因为院长远比他的竞争者富有。
作为老奸巨猾的院长这一阴谋的牺牲品，勃龙代先生是埋没在外省的一个怪物，就象埋藏在古墓里的古老勋章一样。他那时大概有六十七岁，外表显得比较年轻，高个子，体格有点象从前的修道士。他得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天花还使他的鼻子变了样，扭歪成螺旋形；可是他的外貌并不缺少特色：红光满面，两只小眼十分灵活，而且习惯性地带点嘲讽神气，他的嘴唇发紫，有时作个嘲笑的抽搐，这些都给他的面孔增加了生气。大革命前他是律师，大革命中担任了公诉人；不过他是这一类可怕的官吏中最温和的一个，人家都管他叫老好人。勃龙代使一切革命行动缓和下来，因为他什么都表示同意，只是什么都不执行。他被迫关了几个贵族，却使他们的案件尽量拖延，一直拖延到热月九日①，他做得那么巧妙，使他赢得了大众的尊敬。老好人勃龙代本应担任法院院长，可是法院改组的时候，他却被拿破仑排除了，拿破仑是不让共和党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任何微小的职务的。大革命中担任公诉人的经历，记载在勃龙代姓名的项下，拿破仑见了便问康巴塞雷斯②，在这地区有没有一个议员家庭出身的人可以代替他。杜·隆斯雷的父亲曾经当过议会的参事，所以杜·隆斯雷就被任命了。尽管皇帝不喜欢勃龙代，大法官康巴塞雷斯为了司法界的利益，还是让勃龙代担任法官，并且说这位老律师是法兰西最有学问的法学家之一。勃龙代富有天才，他对旧法律有丰富的学识，后来又熟悉新法律，本来可以有远大的前程，可是他同某些伟大的天才一样，非常看不起自己的法律知识，只是专心致志研究与他职业无关的一门学问，把他自己的抱负、时间和能力，全都牺牲进去了。
①共和历热月即第十一月，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罗伯斯比尔被国民公会推翻，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宣告结束。
②康巴塞雷斯（１７５３—１８２４），法国法学家，热月九日以后担任国民公会主席，一七九九年任司法部长，拿破仑称帝后任大法官，参与起草《拿破仑法典》。
原来这个老好人热爱园艺学，他同最著名的园艺爱好者都有通讯联系，他有创造新品种的雄心，他对植物学的新发现非常感兴趣，总之他生活在繁花的世界中。象所有爱种花的人一样，他对一种花有偏爱，他最爱的是天竺葵。法院呀，案件呀，他的现实生活呀，同老头子所过的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内心生活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他越来越爱他的纯洁无瑕的花朵。他费在花园里的心血，园艺匠的温和的劳动习惯，把老好人勃龙代拴在温室里了。如果没有这个嗜好，可能他在拿破仑称帝的时代就已经被任命为众议员，在立法机构里出足风头了。他的婚姻是使他不能出名的又一原因。到了四十岁，他竟然轻率地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婚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瑟夫。三年以后，那时勃龙代太太是全城最标致的妇人，她使本省省长爱上了她，这段爱情直到她去世才告结束。她同省长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取名爱弥尔，这件事全城皆知，老勃龙代自己也知道。勃龙代太太本来可以刺激她丈夫的野心，本来可以使她的丈夫宠爱她而不宠爱那些花朵，可是她却鼓励她的丈夫爱好植物学，她再也不想离开本城，就象省长只要他的情妇活着一天，就不愿意更换省份一样。法官年纪老迈，不能够同一个年轻的妇女展开斗争，只好在他的温室里寻求安慰，雇了一个标致的女佣人来帮助他照料那些时刻变幻无穷的美丽鲜花。法官种花，育苗，洒水，压条，接枝，移植，以及为他的花朵搞颜色杂交的时候，勃龙代太太则在挥霍他的财产，用来购置衣衫和赶时髦，以便在省里的各个客厅大出风头。唯一能使她在爱情之外有所关切的，便是爱弥尔的教育问题，其实这也属于她的爱情的一部分，全城的人到后来也赞赏起她对爱弥尔的关切了。爱弥尔这孩子是偷情所生，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而长子约瑟夫则长得又笨又丑。由于盲目的父爱，老法官喜欢约瑟夫，正如他的老婆疼爱爱弥尔一样。十二年间，老勃龙代完全忍受自己的命运，闭起眼睛对他妻子的私情不闻不问，采取一种高贵、尊严的态度，就象十八世纪的大贵族一样；可是他也象所有具有安静嗜好的人一样，对他的次子怀着极深的仇恨。一八一八年，他的妻子死了，他立即将这个外来人驱逐出去，打发他到巴黎去读法科，每年只给他一千二百法郎，无论他的儿子怎样哀告，绝不增加一个子儿。如果没有生父的帮助，爱弥尔·勃龙代也许早就活不成了。法官的房子是全城最美的建筑物之一。这所房子差不多坐落在省府公署的对面，房子前面有一个十分干净的小院子，面临大街，被一道铁栅栏门同马路隔开，铁门装在两根砖砌的半露柱之间。另外两道齐腰矮的砖墙，上面装着铁栅栏，分别把两根半露柱同左右邻屋连接起来。这院子宽二十公尺，长四十公尺，中间一条砖砌的走道从铁栅栏门直通房屋的大门，将院子隔开成为两个花坛。主人对这两个花坛不时着意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够给人们欣赏鲜艳的花朵。从花坛脚下向两旁伸展出去的攀援植物，给邻近两所房子仿佛披上了两件壮观的绿大衣。门口两根砖柱有忍冬环绕，顶上放着两只陶制花盆，盆里的仙人掌已经适应环境，伸展着它们肥大多刺的茎叶，象是植物的病态生长，使无知的路人见了大为惊奇。房子是砖盖的，正面简单朴素，旁边窗户顶上也有砖砌的拱形结构作装饰，翠绿色的百叶窗使房子增添了一点欢快的气氛。
通过玻璃门可以一直看到屋子里面的另一扇玻璃门，两扇门之间是一条很长的走廊，从玻璃门望过去，走廊尽头是一座花圃的主要通道，花圃面积约有两亩。客厅和饭厅的窗户同走廊的玻璃门一样，遥遥相对，通过这些窗户往往可以看到花圃里面的花丛。从马路上看过来，砖墙的颜色同鲜花和矮树的新鲜颜色已经相当协调，因为两个世纪以来，砖墙已经长满了苔藓，变成灰绿色了。凡是经过这座城市的旅客，都不能不爱上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四周这样优雅，鲜花盛开，苔藓一直遮没到屋顶，屋顶上还有两只陶制的鸽子作装饰。
除了这所一百年来丝毫没有改变的老宅子以外，法官还有大约四千法郎的地租收入。他的相当合情合理的报复，就是把这所房子、地产和他的职位，全都传给他的儿子约瑟夫，全城都知道他的意图。他立了一个对长子有利的遗嘱，在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剥夺另一个儿子的权益，把遗产全数留给长子。此外，这位老好人十五年来又积蓄了一笔钱，准备交给他的傻瓜儿子，以便向爱弥尔赎买依法必须留给次子的财产。爱弥尔·勃龙代被逐出祖屋以后，在巴黎却挣得了一个可观的地位，不过主要是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得益不多。爱弥尔天性懒惰，自由放任，完全无忧无虑，这种性格使他的生父大为失望；他的生父由于复辟时代经常发生的内阁变更而丢了官，几乎等于破产而死，死前还忧虑着这孩子的前途，其实这孩子却极有才干。爱弥尔·勃龙代靠一位德·特雷维尔小姐的友谊支持，这位小姐嫁给德·蒙柯奈伯爵，爱弥尔在她婚前已认识她。特雷维尔家族从国外逃亡返回国内的时候，爱弥尔的母亲还活着。勃龙代太太同这个家族有点远亲关系，这点关系足够容她把爱弥尔介绍同他们认识。可怜的母亲预感到她儿子的前途，知道他即将成为孤儿，想到这里，她对死倍觉凄凉，因此她千方百计为他找寻保护人。她终于促成爱弥尔同特雷维尔家大小姐的密切关系，大小姐很喜欢他，可是不能嫁给他。他们俩的关系就象保尔和维吉妮的关系①。勃龙代太太尽量想办法延长他们之间的友情，向她的儿子指出特雷维尔家是他的一个靠山，然而这种类似小孩子过家家的爱情，终究要象童年的初恋那样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逝去。勃龙代太太病重垂危时，听说德·特雷维尔小姐要同蒙柯奈将军结婚，立刻赶去向德·特雷维尔小姐郑重地要求，叫她永远不要抛弃爱弥尔，要运用她的声望在巴黎上流社会保护他，因为将军的万贯家财一定可以使她在巴黎出人头地。幸运得很，爱弥尔靠自己的力量立定了脚跟。他在二十岁时便成为文学界的一位大师。他的生父在开头几年供给他金钱，任他挥霍，把他抛入上层社会，他在交际方面也同样得到成功。或许是由于爱弥尔少年得志，风度翩翩，使得他同德·蒙柯奈伯爵夫人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她的母亲是赛布洛夫公主），本有可能抛弃她童年时代的朋友，那个贫穷的，以自己的全部才智在巴黎和文学界为战胜各种困难而奋斗的勃龙代；可是爱弥尔紧张的冒险生活开始以后，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没有受到损害。这时候，勃龙代被公认为是新闻界的一颗明星，这就是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在巴黎吃第一顿饭遇见他的时候。
①保尔和维吉妮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１７３７—１８１４）的小说《保尔和维吉妮》中的男女主人公，自幼两小无猜，产生纯洁的爱情；女方后来沉船溺水而死，男方亦殉情而亡。
他在政界有很大势力，他的势力超过他的名声。老好人勃龙代法官完全不知道立宪政府赋予新闻界以多大权力，谁也不愿意在他面前谈论他不愿意听人提起的儿子，因此老法官对这个被憎恨的儿子和他的势力一无所知。
老法官清廉的程度同他爱花的程度一样，他只知道有法学和植物学。他接见当事人，听他们申诉，同他们谈话，带他们去参观他的花儿；他接受他们送给他的贵重种子，可是一坐到公堂上他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公正的法官。他的工作方法已为众所周知，因此来找他的当事人只把能帮助他处理案件的文件交给他，谁也不敢欺骗他。他的学识，他的智慧，他对自己真正才干的不重视，使他成为杜·隆斯雷不能缺少的左右手，因此，即使没有儿子的婚姻问题，院长也会用尽方法来阻挠老法官退休，不让他的儿子顶替，因为如果有学问的老法官离开了法院，院长就连一份判决书也写不出来。老好人勃龙代不知道，他的儿子爱弥尔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实现他的夙愿。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完全配得上普卢塔克的英雄们。他晚上研究案情，清晨照料花儿，白天审判。那个标致的女佣人已经上了年纪，脸上的皱纹象复活节的苹果一样。
她负责照料家务，按照最严格的吝啬习惯来维持家庭开支。她的名字叫卡多，这位卡多小姐身上总带着食品柜和果品贮藏室的钥匙；她从来不知疲倦：她自己亲自到菜市场，打扫房间和烧饭，早上从来不忘记望弥撒。要对这个家庭的内部生活有一个概念，只要说出一件事就够了：法官父子俩从来只吃腐烂的水果，因为卡多小姐养成了习惯，在餐后果点时只拿出那些快要腐烂的水果；他们从来没有尝过新鲜面包的滋味，他们都遵从教会的规定按时斋戒和断食。园丁的食物象兵士那样配给，还经常受这位皇太后的监视，皇太后自己则备受尊敬，她同主人们一起吃饭。因此在吃饭时她总从饭厅到厨房奔来奔去。关于约瑟夫·勃龙代同布朗迪罗小姐的亲事，女方的父母已经提出条件：要这个可怜的没有主顾的律师被任命为候补推事才能结婚。法官为了使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职务，拼了老命把法学知识一课课地敲进他儿子的脑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能够依样画葫芦的法官。儿子勃龙代每天晚上都在他的未婚妻家里度过，法比安·杜·隆斯雷从巴黎回来以后，也被允许进入这家的客厅，可是老勃龙代同他的儿子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到害怕。法官的家庭生活完全遵照节约原则，严格到象热拉尔·道①所绘的《兑金币的人》一样，分毫不差，连一粒盐也不能多，任何利益都不忘记，然而遇到温室和园艺方面的开销，则变成了例外。“老爷爱花园爱疯了，”这是卡多小姐常说的一句话；她倒不认为法官对约瑟夫盲目的爱是发疯，她自己对这孩子也有偏爱：她纵容约瑟夫，替他补袜子，宁愿将花在园艺上的钱花到他的身上。这所花园，只有一个园丁，可是管理得非常出色，有许多铺着河边细沙的通道，不停地用耙梳整，小径两旁有或高或低的花坛，种满了奇花异草。这里有各种颜色和香味，有成千上万晒在太阳底下的小花盆，墙壁上有蜥蜴，还有成群结队的铁锹、铁锄，总之，一大堆有用而无害的东西，连同那些优美的心血结晶品，证明法官这个可爱的嗜好十分正当。
①热拉尔·道（１６１３—１６７５），荷兰画家。
在温室的末端，法官建造了一个广阔的半圆形梯台，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五千到六千盆天竺葵，这个花会非常壮观，也很出名，全城的人连邻近各省的人在开花时节都到这儿来参观。
玛丽－路易丝皇后路过本城的时候，也曾光临温室参观，她对这奇景印象很深，以致她回去告诉了拿破仑皇帝，皇帝给老法官颁发了一枚勋章。这位有学问的园艺老人除了布朗迪罗家以外，从来不到其他交际场所去，所以根本不知道院长暗中进行的破坏。那些知道杜·隆斯雷的用心的人，却又过分害怕院长，不敢把真情告诉毫无害人之心的勃龙代父子。
至于年轻的米许，他有强大的靠山，五天鹅家族介绍他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他把大部分心思花在讨上流妇女的欢心上，而很少过问一个外省法院的极其简单的事务。他有大约一万二千法郎的年收入，因此有女儿的母亲都奉承他，他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他在法院办案只是应付差事，就象在中学做功课一样，无论讨论什么他总是同意别人的意见，“是的，亲爱的院长，”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可是，他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隐藏着高超的才能，他在巴黎读过书，到外省以前，作为副检察官早已崭露锋芒。他习惯于大刀阔斧地处理一切事务，因此院长和老勃龙代要考虑许久的案件，他能迅速作出决断，他往往帮助他们把难以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遇到微妙的形势，院长和副院长总是征求这位候补推事的意见，把最棘手的问题向他提出，而他们总是很高兴地发觉米许很快就能提出解决办法，办法之妙连老勃龙代也无话可说。候补推事又年轻又有钱，又受到脾气最乖张的贵族阶级的保护，他完全不受外省勾心斗角和小家子器量的影响。他是郊游野餐所不能缺少的常客，他同年轻姑娘嬉戏，奉承她们的母亲，在舞会跳舞，赌起钱来象个银行家一样。总之，他扮演一个时髦的司法人员非常称职，同时丝毫不损害到他的尊严，他象所有的聪明人一样，懂得在必要时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用坦率的态度采纳了外省的风习而不加以批判，这一点很得大众的欢心。因此每一个人都千方百计使他在外省这段充军似的生活过得愉快。
检察官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可惜沉湎于高层政治斗争，院长有点怕他。他当时如果在场，维克蒂尼安的案子就不会发生了。他的精明，他的处事经验，足可以预见到要发生的一切。他当时正在巴黎下议院开会，他是代表司法部的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院长和杜·克鲁瓦谢利用他外出期间策划阴谋，他们狡猾地估计，一旦法院受理了案件，而且案件已经宣扬出去，要想挽回就太迟了。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法院，遇到控告王国一个贵族家庭的长子犯了伪造票据罪，检察署绝对不会不经过长时间的审查，更不会不征求检察长的意见就悍然起诉。遇到这种案件，司法界人员总会协同当权者千方百计设法为当事人调解，以免提起诉讼，以免将一个行为不慎的年轻人送到苦工船上去。也许对一个有地位的自由党家庭成员也会采取同样措施，只要这个家庭不是太公开的敌视王室和教会就行。因此杜·克鲁瓦谢的私诉和年轻伯爵的被捕，本来是没有这么容易实现的，原来院长和杜·克鲁瓦谢采取了下述办法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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