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
作者：南 鸥
一种具有严肃意义的新的精神立场，并用这个立场去发现伤口的深度和纹理，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以诗歌的名义对一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然而，历史总是这样令人失望，或许是历史需要沉淀，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都没有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没有去发现和揭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伤口的话语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知识分子写作”。
是的，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揭示和发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伟大诗作的高尚诗性都是在思维的领域里颤动。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对诗歌写作的一种贡献，因为这种“揭示和发现”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在写作实践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本的自觉，而绝非精神层面的自觉。在精神上，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暧昧的前倾的身姿；在话语方式上，他们仅仅加入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提高了诗歌处理日常细节的能力，拓展了诗歌的话语方式。更有甚者，完全躲进象牙塔中雕刻梦呓般的技巧。事实上，“知识分子写作”没有确立新的精神立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心理决定的，是由一个民族的血液决定的，但它更取决于诗人个体的血质和基因。而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当时已经确立的诗歌位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来说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们明确地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一种发现和揭示；二是相对于80年代中期的诗歌而言，在话语方式上，他们从80年代单纯地受西方的影响，转化到直接与西方的对话和沟通上。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写作”。
根据上文的分析，“民间写作”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浓烈的现实氛围，但更有其策略的企图。它的提出既有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它竭力主张强化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处理，让日常具体细微的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在语言上，它推崇口语和方言的使用。无疑，“民间写作”的主张对于90年代的诗歌具有一种积极意义的扩张和破坏，它拓展了诗歌的题材领域和抒写空间，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但是，“民间写作”在对世俗化题材的处理和口语、方言的运用上又似乎走向了极端，致使它众多的追随者把世俗化题材和口语、方言的运用作了片面化、极端化的理解，使得粗俗、甚至下流的情节和场景统统进入了诗歌写作，同时，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写作”又造成了新的破坏。
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它们都同样有其致命的内伤，因为它对价值和崇高的远离、解构的同时，无疑潜藏着一种精神上的蔑视和逃逸。毫无疑问，在这种蔑视和逃逸之中必然就会对价值、心灵和命运存在着非理性的拒绝和伤害，从而表现出一种“精神性”的“逃逸性”趋向。“知识分子写作”由于潜意识存在一种心灵的自足性而丧失了一定的血性和深刻，仅仅把个体生命放在显微镜下进行一种外在的扫描，而没有获得一种内在的肢解和穿透，是一种“结构性”的“精神化”逃逸。而“民间写作”则是把“世俗化”的题材和语言推向极端，以完整的“世俗化’’形态直接呈现，是一种“解构性”的“世俗化”逃逸。显然，“逃逸性”是整个90年代诗歌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后现代思潮共同合谋的结果。如果我们依然钟爱这种逃逸性的写作姿态，甚至是沉溺其中，请问?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这种逃逸实质上是对历史和一个时代的一种漠视和背叛，是诗人对价值的自我放弃、对心灵的自我赦免、对命运的自我放逐。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它们回归的着陆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神圣的宏大叙事、题旨回归到对个体生命和世俗生活的进入，这是90年代诗歌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个体生命切入的方式和目的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写作”力求对个体生命进行显微镜下的解剖，获得一种新的发现和揭示，而“民间写作”则是客观地呈现世俗生活的具象。在当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方式这个角度上说“民间写作”更具革命性，从确立真正的诗歌是揭示和发现这个意义说，“知识分子写作”将会走得更加遥远。但，客观地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美意志和对现实切入方式的不同而已。事实上，我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一种虚设的、相互指认的闹剧式存在。
无疑，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出现了西川、王家新、韩东、于坚等众多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一些具有重要文本价值的作品，并且，正是这些优秀的诗人和重要的文本使得汉语诗歌的未来存在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立场来说，他们对诗歌的贡献依然无法掩盖他们像黄昏一样暧昧的精神立场和诗歌品格。
二、生命意识的回归和诗歌精神的重新确立
何为生命意识?何为诗歌精神?应该说就像“诗人何为?”一样，让诗人的灵魂倍受折磨和拷问，但是，这个命题是我们必须阐述和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生命意识，是指个体生命的价值、尊严、情感的本体性觉醒，它强调个体生命意识的主体性释放和重构，这种释放和重构的态势，直接标志着一个时代进步和开放的维度。
而诗歌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和闪耀的一种立场和精神，它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是对该时代的价值、尊严、情感、意志和审美等方面的一种诗性的揭示和发现，是对该时代的指认(承受、批判、赞美)、命名的一种精神向度。
1、对一个时代的指认和发现是诗歌精神的向度和立场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荷尔德林提出的“诗人何为?”的语境。无家可归是荷尔德林反复吟唱的主题旋律，他的这种无家可归的意识是指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神性的消逝。在荷尔德林的眼中，整个德国只存在思想家、医生、警察、工匠和面包师，他们都被职业所笼罩、占据和掩藏，而没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这就是说，荷尔德林同样敏感而尖锐地意识到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神性消亡、人的灵性将受到摧残、直至消失。我愿意武断地认为，我们今天依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茫、虚无之中。而这种无家可归是指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敏感的神经——价值的全面倒塌和丧失直接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秩序，没有向度，个体的生命如尘埃一样毫无意义，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而在这样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诗歌的精神应该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对当下价值的倒塌和崩溃、真、善、美的模糊；对人的灵性和本真情感所受的摧残、吞噬进行指认和发现，是当下诗歌写作必须面对和揭示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诗歌精神的向度和立场。
2、对个体生命的反复追问和重新命名是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