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传统、暴力与古典：李亚伟诗歌抒情的核心
作者：楚 歌
李亚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一定的名气。他那首著名的《中文系》曾进入过多家诗歌选本。2006年1月，《豪猪的诗篇》终于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为止他惟一的一本个人诗集。此前的《莽汉．撒娇一一李亚伟／默默诗选》作为与同行的和选本我没有读到。但据他自己说，《豪猪的诗篇》是他本人意义上认可的第一本诗集。一个诗人一生只认可一本诗集也许不为少见，但一个真正的语言探索者只通过不多的或许惟一的一本诗集证明他的实力应该是可能的。记得90年代以来无论在旧书摊、图书馆还是新开业的民营书店，我见过多个出版社的诗歌选本，这些选本确立了北岛舒婷这些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甚至舒婷的《致橡树》还选入中学大学语文教材，但我要问的是，《中文系》是李亚伟的代表作吗?从什么意义上，一首诗歌能够确立作者的诗歌立场、语言精神以及诗艺价值?依据本人的阅读体验，《中文系》至少让我误读了李亚伟的诗，至少在我的某种诗歌等级观念中，《中文系》只让我认为李亚伟只是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口语诗的一个代表而已。巴蜀在地域上本来就多诗人，在实验风气浓烈、诗人们张扬的写作精神和某种诗歌原教旨主义的诗歌活动中，读者和写作者注意得更多的是明星诗人、评论家笔下的诗人、飘洋过海的流亡诗人，以及某种偶尔浮出水面的隐逸诗人。李亚伟既然基本不属于上述诗人，也不属于新世纪以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交换写作资源、自由发表作品和自由获得写作名声的诗人，他不被人谈论、不被人阅读就是一件正常的事。
要对一部诗集里的每一篇诗歌进行评论是琐碎的。而作为80年代“莽汉”派的一个闯将，李亚伟，尤其近期的李亚伟已不看重流派的意义。任何诗人都是个人意义上的，这和诗人和其他诗人的某种精神共源并不矛盾。甚至，近期李亚伟所认识到的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并不能取消一个他作为一个当下汉语诗人的特殊童义。“这就是中国诗歌的遗传基因，是中国人的主要文化和情感基因。在特定的时候它会在它的诗人和人民心中激荡，更多的时候，它在内心里，很平静。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①“我在阅读或写作时常想，像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绝对不需要全球化，尤其，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全球化的国家。”②这表明了现在的李亚伟已背离了1984年的莽汉反文化态度，从一个公开叫嚣“没文化”的人成为一个有着自觉文化态度的汉文化继承者。如果说普通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继承者和被文化保护者，那么诗人应该是一个清醒的文化保护者和文化创新者。“这种情形是对《诗经》以来中国诗人喜欢结伴喝酒吟赋的优良传统的直接、认真的承认和继承。”③“尽管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诗歌最终都被当做一种文化，但真正的诗歌，在广义上都是反文化的。”④这对于理解莽汉当初的行为以及李亚伟的诗歌创作有一定意义。反文化的意义在什么?李亚伟明确要求自己“在跟现有文化找茬的同时，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找经典和大师、做起学贯东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典和装大师，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承认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⑤1984年只有21岁的李亚伟写出了一首叫做《硬汉》的作品，这首诗和《中文系》等篇目列为诗集的卷一：好汉的诗，而诗人原来的电子版本这一卷的名字是“习作一一反对文化的肇事言论”。
这群狂奔的高脚杯!
我们本来就是
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在白天骄傲地做人之后便走进电影院
让银幕反过来看我们
在生活中是什么角色什么角色
我们仅仅是生活的雇佣兵是爱情的贫农
相信女朋友是被飞碟抓去的而不是别的原因离开了我
相信原子弹掉在头上可能打起一个大包
事情就是如此
让我们走吧，汉子们!
——《硬汉》
如果说这只是表示了80年代或无论哪个时代的反叛性和和崭新一代愤青的生活纪实，是每一个时代诗人对生活所发出的习惯性呼喊，以及对时代痛苦的纪录和戏讽(如《高尔基经过吉依别克镇》、《生活》) “让我们走吧”则表明了李亚伟们坚定的决心和诗歌行为主义的开端：做硬汉，酒与肉，漫游和歌唱。
二
当李亚伟遇见了酒，毫无疑问他遇见了传统，夸大了传统，并沉醉于这一伟大的传统。一种甘愿做当代李白的自我虚拟和想象让李亚伟酒后写诗，或左手喝酒，右手写诗。1985年的诗人仍然写出了不乏强烈个人色彩的与喝酒有关的诗，尽管“倒出来的这酒劲就像一个人的脑袋／往上一抬一抬地就有了伴儿了”，“就走很远的路摸黑而又摸／很宽很远的黑呢”，诗人兴味盎然。尽管此前的《生活》里写道：“他猛然感到生活中肯定也有一个家伙／跟着他一起站着，一有机会就会将他击倒”；《高尔基经过吉依别克镇》也遭遇了穷人和某种写作者宿命的苦难意识：“用自己的胃病去写。／他想他的血流得和普希金不一样／便朝下一个黑得像老巫婆的小镇走去了／那时的太阳像父亲去世那年在天空／透出一张霍乱病人的脸”，但是诗人依然在酒性中沉吟下去，其诗歌精神“无可挽回”地向传统回归。这说明了诗人被诗歌传统驯服，说明了传统的巨大力量。一种夸张的暴力色彩，承继了《生活》中那位教师应对的艰难生活暴力，不过现在是和酒发生联系。酒就像波德莱尔诗歌中时间隐匿的“大敌”：
我想跟你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时你躲不掉，我的伤口在酒店里
挥动插在上面的匕首向你奔来
我用伤口咬死你老板
——《酒店》
酒又无疑和抒情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卷二和卷三“醉酒的诗”、“好色的诗”在原电子版本名“醉酒于积雪的村庄”和“美女与宝马”。应该说，编辑的改动掩盖了这些标题中原来诗人有意透露的抒情密度，一种嚣张狂妄的声音预示着作者要写到大量的“死”：
但你是天上的人
你要去更远的地方
听云中的声音
……
你要骑着最美的女人去死
——《美女与宝刀》
古典意境和大顽童心理纠缠一起，“酒囊饭袋”的自嘲，恰恰是诗人一直以来的反文化形象，但也意味着强大的汉文化传统自古就有的“后现代性”和李白似的洒脱：
美人和英雄就在这样的乱世相见
一夜功夫通过涓涓细语从战场撤退到知识界的小圈子
我生逢这样的年代，却分不清敌我
把好与歹混淆之后
便背着酒囊与饭袋扬长而去
——《血路》
古典具有强迫性。25岁后的诗人也许有更多古典的自觉：“……我已经顽固不化／我在街上走着，常常在心里说道：／高速发展的社会，你信不信／我会走得很慢，像处女加紧双腿，在胎盘上走” (2001年《新世纪游子》)。慢慢地往回走是中国人独特的“命”，李亚伟清楚未来的写作只有“慢”才可能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