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作者：吴义勤

　　（二）“非创造性”、“反文学化”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沿袭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模式，对“史”的描述、对作家作品的“知识化”介绍以及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性质的评判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教育弊病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史”面对的是当下最鲜活、最感性的文学对象，它应该是最能激发师生的创造性与文学热情的一门课程；另一方面，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框架的文学材料却仍然呈现为僵化、教条、理念化、知识化的面孔，我们几乎根本就不能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中感受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感。这种触目的矛盾说明，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模式不但未能有效地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而且似乎恰恰正在以自己的理念与方式制造着与当代文学实践的距离。如果苛刻一点说，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是脱节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既未能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全貌，也未能跟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节奏与步伐。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知识化”的教学模式对教与学双方来说都是惯性化而非创造性的。它不但不能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相反倒可能削弱他们的文学能力和感受能力，并形成僵化的文学思维。与此相关，在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还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师生双方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与阅读量越来越少。“不读作品”成了当今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一个致命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的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保证；一是对文学作品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感受力日益下降。现在的中文系的大学生不但不知道他所处时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且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进行分析阐释。这可以说是我们文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它使学生不是亲近了文学，而是远离了文学。如果中文系的老师和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都不能跟上当代文学的发展步伐，我们又怎能期待社会上的大众对文学的关心呢？
　　
　　二、对策与思路
　　
　　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所面临困境和问题的分析，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门课的价值与意义。相反，找出病因是为了正视困难、对症下药，以使其在新世纪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事实上，对象的不确定性、未定型性和未完成性其实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为这门课带来了难度，但同时也确立了其与众不同的优势。只要我们改变教学思维、教学方法，大胆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门最具生机活力、最有吸引力，也最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贡献的课程。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来推行对这门课的课程教学改革的。通过多年的教改实践与探索，我们发现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活力的根本问题其实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师生的阅读量问题；二是教材的更新问题；三是文学史的讲述方式和价值标准问题。我们认为，只要真正解决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的教学就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此，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的性质重新进行了讨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学生的认知、心理和思维特征进行了认真分析，逐步确立了“以鲜活具体的文学事实为主，以文学史教材为辅；以师生的审美体验与审美判断为主，以固定的统一的文学史结论为辅；以师生间的对话交流为主，以文学史知识的讲授为辅”的教学改革理念，并从而形成了三种行之有效的崭新教学模式：
　　其一，开放性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的教学改革中，开放性模式是我们重点追求的目标。它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既指教学方式的开放性，又指教材的开放性，既指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又指教学观念的开放性。从教学方式上看，我们正在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从课堂、书本、教材引向鲜活、生动的中国文坛。我们正在培养学生面对当下正在发生、发展的文学现实的能力。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学生感兴趣的文坛热点话题、文学现象引向课堂，“70年代生作家”、新生代、私人写作、主旋律文学等等正在发生的、尚未定型的文学事件在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中都得到了迅即的反应。可以说，是整个文坛而不是某部教材成了我们这门课的教学素材。从教材方面来看，前面我们说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对象和内容是不断地增加和发展着的，它永远没有一个“完成时”。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永远也无法穷尽所有的对象。文学史如果要做到全面或尽可能完整，那它就必须处于不断的修订和再版中，而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文学史作为追赶者，它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被动的角色。通过全体教研室老师多年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2001年编写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50年》和《新时期文学》两部教材。这两部教材把“中国当代文学”的下限一直延伸到2001年，并以很大的篇幅重点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反应时段最长、涵盖量最大、内容最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但尽管如此，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仍然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就是它无法和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同步，无法反应中国当代文学行进中的所有问题。为了弥补教材的上述局限性，我们尝试着赋予文学教材一个开放性的品格，即老师和学生可以不断地把新的文本、新的作家、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纳入教材，带进课堂。这事实上就使得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在有形的教材之外，又获得了一个潜在、无形的教材。比如说，网络文学等正在发生发展着的文学事实就已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教学体系。从教学内容方面来看，除了刚才我谈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面对当下和未来的能力外，对于“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以及“17年”和“文革”时期“潜在文本”的开放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举措。前面我已经说过，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我们单纯从大陆文学的角度去观照，那么它的形态和成就无疑就会大受影响。在教学中，我们从整体的“中国文学”眼光出发，把徐于、余光中、无名氏、金庸、古龙、白先勇等港台作家直接引入课堂，既丰富了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又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而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年代，作家的写作权利被剥夺，人身自由被限制，许多作家只能在“地下写作”，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但这些作品却反应了当时知识分子真实的精神状况和灵魂线索，可以说是一个时代难得的精神标本。我们在教学中把张中晓的随笔、沈从文的日记、顾准的书信等“潜在文本”引入对当时文学史的教学中，对于向学生揭示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真相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从教学观念来看，我们在教学中摈弃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质”观，而是从文学实践与文学事实出发，以多元、开放的态度对待雅文学与俗文学、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成了各种形态的文学互相展示的平台而不是裁判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学生知晓某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盖棺论定”的“真理”，而是要让学生亲自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过程”并形成自己的思考。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种开放性，我们这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才获得了与时俱进，见证与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业绩，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行的能力。而对同学们来说，这种开放性的益处也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它消除了广大同学的隔膜感、陌生感，与中国当代文学有了真实的、亲历的体验，有了真正的现场感；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也培养了学生的文学自信，他们对中国当下文学作品的解读和淘选常常是第一时间的，他们可以真实地表达自我对于最新文学作品的判断与认知，他们拥有了对文学史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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