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论刘继明和张执浩的先锋小说
作者：樊 星
在这两个短篇中，刘继明将“绝望”的主题与“希望”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在那些“文化关怀”小说的诡异气氛之外别开洞天。我甚至觉得，他的这后一种风格的作品比起前一种风格的作品在文学技巧的纯熟上显得更有曲尽其妙之感。一般来说，“先锋文学”因为“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常常难免阴暗、晦涩的格调，但王蒙的《春之声》、《杂色》、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和刘继明的《歌剧院的咏叹调》还是写出了可喜的亮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歌剧院的咏叹调》延续了“先锋文学”的这一脉精神与文学传统。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在《前往黄村》那样风格诡异、氛围神秘的作品和《海底村庄》那样风格伤感、富有“寻根”意味的作品以及《我爱麦娘》那样风格奇异、批判与嘲讽的意味都很明显的作品还有《歌剧院的咏叹调》那样风格华美、格调深沉的作品之间，刘继明是在不断探索着将自己对于个性与时代的关系、对于希望与绝望的辩证法的理解、对于将神秘与明丽的风格熔于一炉的。因此，他的“先锋文学”呈现出斑驳的色彩。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刘继明有过流浪的坎坷经历，又经历过丧妻之痛，但他终于凭着顽强的意志闯过了人生的难关。这样的心理素质也应该是他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的重要基础吧。
二
张执浩的小说也有颇浓的先锋色彩。他善于讲一些颇为怪异的故事，同时在怪异又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捕捉微妙的哲理，可以称为“哲理小说”。例如《去动物园看人》，这题目就有点奇。小说讲述了一个单身父亲的生活：在第一次与前妻在动物园亲吻到离异后独自带女儿来动物园，触景生情，感慨“这就是生活，表面上温馨恬静，但风暴说来就来”；女儿将动物模型误认为动物，使他也产生了“生活的本质就是以假乱真”的顿悟；到动物园来看动物，结果发现人山人海，不堪其烦，这样，一种荒诞感也自然呈现了出来，同时，还带出了“人群就是盲目的”，人们来来往往，“是为了看见空”的感悟；女儿走散以后闯入展览怪胎的房间，终于明白了“你们把动物园腾空，是为了在里面装人”……小说看似一则生活的速写，但作家从每一个细节寻找、发现哲理与禅机的眼光，还是使此篇与写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明显区别了开来。此篇的一系列哲理感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虽看似随机，却自有移步换景又衔接自然的感觉在。
张执浩还写过一系列关于“马太”及其一帮朋友的小说。在这一组作品中，他勾勒了“一群衣冠不整、站立在九十年代大都市的知识青年，面带菜色，摇摇欲坠”的身影——如《替我生活》，写的是城市青年比较拮据的生活状态。一张奇特的纸币引出了主人公的感慨：生活拮据是因为上大学没有填好专业，并且有了这样的悔意：“当时谁会想到那随意填写的几个汉字就能影响甚至左右我的一生呢？”偶然决定一生的感悟十分自然。而主人公反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从书中关于“虫豸”的卑微议论中汲取感动的描写，也就使一个二十世纪末中国的贫困城市青年的体验与十九世纪中俄国的贫困城市青年的体验重合在了一起：因为贫困失去了尊严的人已经沦落为“虫豸”了（人异化为虫——这不也是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主题么？）。贫困使他们产生了可笑的幻想，也使他产生了“我能干什么呢？什么样的劳动才是适合我的劳动呢”的困惑。小说结尾，是他的朋友马太（一个小有成就的诗人，也因为贫困而异想天开，并最终远离了朋友，奔那个奇怪的电话和发财的梦想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模仿那张奇怪的纸币复制的又一张同样奇怪的纸币：上面写下了孤独者寻找朋友的电话——那时而是一个怎么也拨不通的号码，时而又与色情的回应奇怪地联系在一起。小说有明显的荒诞意味，写出了人文学科（其实也是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困窘，也写出了贫困使人沉沦，自卑，也使人异想天开，还使人背弃朋友的无奈现实。还有《牵手》，以落魄诗人马太见人称朋友，有“握手癖”，引出他失恋以后怀念女友的手的怅惘，以及在大街上渴望与路人握手而被人反感的尴尬，隐隐暗示出在女友弃世以后渴望与人沟通的哀痛，以及因为诗歌不能救溺水的少女而“不再对诗歌存在幻想”的决绝。恍惚中，因为没有人与他握手而自残的结局写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冷漠。此外，小说中马太的朋友画地为牢的生活引出对体制内人“一边在既得的利益中受惠，一边抱憾终生”的发现，也颇为独到地揭示了相当普遍的一种矛盾心态。在《哀歌一曲》中，几个年轻人神经兮兮的活动颇有1990年代青年心态缩影的意味：他们永远在围绕着什么是幸福、爱情、婚姻、如何发财的话题争论不休——卢苇关于“无论人类如何勤奋地工作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的说法表现了他的绝望，但他成天到处乱窜寻找机遇的活法却与他的绝望叹息形成了奇怪的反差，可他最后懵懵懂懂死于非命的结果又鬼使神差使他的绝望一语成谶！而他的朋友刘水急急“下海”，很快发财，最终却沦为罪犯的情节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弄潮儿”命运大起大落的写照。在这个短篇中，马太拒绝不义之财的言行显得可贵。还有《毛病者也》，主人公何为爱好书法，根源却起于少年时代被流氓逼迫着抄写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的痛苦记忆。另一方面，那痛苦又在主人公悄悄的改写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加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在与女友发生性爱关系之后却发现，女友的性启蒙读物竟然就是主人公自己手抄的《少女之心》！在这样奇特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作家对高雅艺术与下流文本、暴力胁迫与个人爱好之间阴错阳差的怪异联系的发现，这样的发现是可以引出关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感悟的。后来，何为变得“古怪异常”，具有“典型的精神病态”，并因此而神秘难见，最终神秘地死在了垃圾堆上，他的死与小说中那句“生活有时候等于捕风捉影”的哲理点化是可以互相参发的。
就这样，在这一组小说中，张执浩记录了他眼中那批有知识却贫困的神经质青年的烦恼人生，同时又以不时闪现的哲理火花使那些灰色的人生呈现出发人深省的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替我生活》与《牵手》、《哀歌一曲》中的马太那模糊的面孔：在三篇作品中，马太都是落魄诗人，都有神经质，可《替我生活》中的马太相当自私，可以为了异想天开的发财之道而背弃友情；而《牵手》和《哀歌一曲》中的马太则相当可怜，因为失恋和人情冷漠而走火入魔，因为正直而显得不合时宜。这样，马太就成了一个面孔多变的符号。这样的多变面孔也是世态炎凉的某种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