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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继明和张执浩的先锋小说
作者：樊 星
小说情节性强，很好读。小说主人公安亦静注定命运多舛：早年丧母；下乡时被“土皇帝”强暴；大学毕业结婚、有了孩子后，孩子又因为白血病而早夭。强烈的母爱使她一直恍恍惚惚地“在阴阳两界颠来颠去”。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女人那非理性的强烈情感：从在幻觉中无数次与女儿对话，到每次凭吊女儿以后疯狂地在与丈夫做爱中想象女儿“转世”重新回到自己的腹中（这样的描写相当新奇，堪称别开生面、鬼斧神工）；一直到她的痴狂使她的丈夫也感到恐惧，一直到她在恍惚的状态中被歹徒奸污，并怀孕、生下一个性格粗野的儿子……小说中主人公的一番感慨就是小说的主题：“我一直想与生活和解，但到头来仍然不得不与它同归于尽！”这样，作家就从一个女人的悲剧故事提炼出了对于命运的感悟，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某种心理的深度与哲理的意味：有的人为什么注定命运多舛？不是说只要努力，是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吗？
作家是有意在作品中渲染神秘氛围的：主人公对女儿之坟的迷恋，对生命轮回的渴望，对“我真的觉得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我的每一天”的浩叹，都营造出了朦胧、恍惚、神秘的气氛，同时也都指向了这样的猜想：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命运又是怎么一回事？母爱与疯狂之间、正常的激情与变态的幻觉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偏执的爱与脆弱的神经、沉迷的情感与疯狂的变异、固执的追求与阴错阳差的“报应”……这一切又昭示了怎样的生命玄机？作为一个诗人，张执浩将自己对人生的虚幻玄想感悟融入了这部作品。而当他在小说的扉页上题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时，当他在小说的“跋”中再次表达了对母亲的追思、对苦难的感叹、对命运的思考时，他也就使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了笔下主人公的悲惨故事中。《试图与生活和解》因此而远离了“新生代”作家创作中常见的“身体叙事”或“无聊人生”的主题，而具有了某种震撼力。这部作品将一个关于变态母性的故事与关于苦难命运的思考成功溶化在一起，读后令人难忘。
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有深刻的人性之悟与命运之思，也有神秘、空灵的文学感觉，可为什么读后还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作为长篇小说，作家刻画的主人公情绪还缺少更丰富的内涵：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与丈夫的关系描写毕竟显得一般化了一些，这样就很难展示变态情绪与正常心理之间应有的交锋、爱与恨交织的万千情态。此外，关于命运强大、意志渺小的主题，也有许多作家写过。怎样开掘出这一主题的新的内涵，也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挑战。作家已经写出了渺小意志在与强大命运抗争中爆发出的狂热能量，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在更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再作更深入的探讨，作品也许会显得更具深厚意蕴的吧。
在刻画偏执人格方面，哈代的长篇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和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长久的感染力，个中奥妙，值得琢磨。
张执浩后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天堂施工队》，通过一个白痴的眼睛打量光怪陆离的社会，但也由于一般化的描写而没能取得应有的突破。
张执浩的小说有明显的“先锋文学”意味，但也有很强的故事性。这种将“先锋文学”与写实文学风格结合在一起的风格，是从马原、洪峰到韩东一直在追求的。这样的追求给人以这样的启迪：在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是可以架一道沟通的桥梁的。
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继明、张执浩都擅长描写“怪人”形象。
文学史上，本来就不乏“怪人”形象：从《堂·吉诃德》到《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从《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到《套中人》，还有当代苏联作家瓦西里·舒克申笔下那些憨态可掬的“怪人”形象，[6]都显示了人性中那些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别的想象力，特别的欲望，特别的心态，特别的素质，或多或少有些变态、失常，却自有其特别的人性深度。
而刘继明、张执浩那些多多少少有些神经质的当代青年的古怪气质，则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他们多受过高等教育，又因为思想解放而比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以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处世；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压力又常常使他们抱怨、叹息。《前往黄村》中黄毛的诡异，《我爱麦娘》中麦娘的难以理喻，《歌剧院的咏叹调》中那两个颇有些异想天开气质的艺术家，张执浩笔下同样有着异想天开气质的马太，《毛病者也》中的何为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洁癖”，《试图与生活和解》中的安亦静……都具有神经质的气质。而马太那句“我们谁没有毛病呀”也足以催人反省。在这样的具有神经质的人物形象身上，可以看出现代派和“后现代”思潮对当代人性潜移默化改造的结果（人们变得浮躁，焦虑，过于敏感，或因为愤怒而嚎叫，或因为搞笑而狂欢，不仅仅是现实压力的结果，也与现代派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早在“文革”中就十分流行的“精神危机”并没有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反倒是现代派、“后现代派”的一片叹息与嚎叫进一步助长了那迷惘与绝望。这样，刘继明、张执浩就以自己的小说对时代的病态进行了独到的描绘。
参考文献：
[1]《上海文学》1994年第1、2期“编者的话”。
[2]《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78页。
[3]见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和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二文。
[4]《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7页。
[5]《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481页。
[6]《舒克申论文学创作》，《舒克申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466页。
樊星，男，著名文学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