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姚鄂梅小说近作研究
作者：瞿淑华
姚鄂梅的家园意识还体现在对楚文化的关注上。湖北文化精神深深地嵌入了作家的骨髓，她的作品中始终沁透着楚地文化精神，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关于神秘文化的书写。受地域文化和世界观的影响，当代很多作家都热衷于神秘文化的书写，最突出的要数贾平凹和迟子健，后者甚至曾借作品里人物之口表达过对唯物主义的怀疑。“楚人好巫鬼”——楚人好巫的古风传承千年，在姚鄂梅的好多作品中也深有体现：《女儿结》（《人民文学》2003年第9期）里有神婆算命的情节；《我见过伊沙朵拉.邓肯》（《芙蓉》2006年第2期）中也有巫术的描述；《白话雾落》里麻姑的预知能力更是上天陡赋神秘莫测，《摘豆记》（《钟山》2007年第1期）中道士算命之准解难之玄更是被描绘得神乎其神，《像天一样高》中母亲特别相信的青菜梦也是准之又准……。从这么多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断得之，姚鄂梅在内心也固执地为楚地神秘文化保留着一席之地。
姚鄂梅对楚文化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故土民风民俗的眷顾上，这一点在《白话雾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雾落在作者笔下被描绘成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连主人公的名字也那么富有诗意和田园色彩：阿山阿水和小鱼。她们纯纯地爱，就像阿山为了高秉辉痴迷疯傻半生；她们又痴痴地恨，就像小鱼发现被自己所爱的人欺骗玩弄之后拉响了鱼管与之同归于尽，一切都那么纯粹和淳朴。而在雾落被外人所知纷纷赶来旅游之后，麻姑她们平时所熟知和忽视的民歌被搬上了舞台，又特别具有民俗学的意味。
姚鄂梅的家园意识还表现在城乡取舍之间。也许她对城乡的态度不是特别明显，没有像沈从文那样明显的两极对立地批判和赞扬，但是仔细分辨会发现她也有属于自己的立场。都市里打拼的人们总是会面对很多的无奈和纠葛，《女儿结》中农村的吴妈和她联系的土地才是主人公最后的精神家园；《忽然中年》（《人民文学》2005年第7期）里明久在都市打拼半生身心俱疲之后，也是在当年下乡插队的地方才找到了精神皈依；《白话雾落》更是在城乡对比之间彰显了农村人的淳朴可亲批判了城市某些道德的缺失……。由此不难看出，农村才是作者的精神家园，作者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底层关注
底层关怀是近几年文学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很多有责任感的作家纷纷“铁肩担道义”，开始了关注底层的文学之旅，把农民民工等社会底层纳入了自己的创作视域，姚鄂梅也不例外。早在04年的《致乡村少年》（《芳草》2004年第7期）中她就已经深刻地触及到底层关怀，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并用的叙述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外甥辍学打工境遇的同情，并推而广之怜及普天下的民工农民，更对自己的怯懦犹豫失职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痛悔。如果说这算是她关注底层的开始的话，那么近些年的创作更是为此不遗余力。
《大约在冬季》（《收获》2005年第6期）关注的就是底层女性。主人公某纺织企业艺术团的歌唱演员李默在艺术团解散后为生计所迫南下深圳，尝尽了酸甜苦辣。因为租不起房子，只能和小萨他们一起七八个人不顾男女有别像并红薯一样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犹如牲口一般。在那里，睡觉的意义蜕化为生物层面上的解困、泄欲、补充体力，伦理道德礼仪廉耻统统被摈弃，李默就被迫和小萨结为一对并又被他拿来和别人交换女人。就算是这样的生活，也是靠一个歌手傍大款挣来的，在经理太太“赶走外来妹，还我丈夫”后，李默们又只能卷起铺盖走路，生活没有一点保障。因为没有文凭，除了唱歌，身无长技，而扛麻包、端盘子、做保姆这类活她又是不屑于去干的，所以她无法去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只能无功而返。回到家乡后利用自己唱歌的一技之长进了当地的草台班子，但是工作性质受到别人的质疑，相亲都被歧视。当她去找自己爱了多年付出很多的情人希望给对方一个惊喜的时候，发现南下深圳的经历对于他人看来是如此的恐怖。很多人因为南下被戏称为“南下干部”，老公总要她们去医院开证明才能相信清白，在别人眼里李默也成了一个人人可鄙的“南下干部”……作者一直很冷静地在叙述，没有过多的渲染和评论，但是随着情节的推动，底层女性的命运多舛尽呈读者眼前，而姚鄂梅对底层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也尽在其中了。
中篇小说《大路朝天》（《中国作家》2006年第7期）从主人公吴树和小妹的各自内心视角叙述开来。小妹的家乡邓村十分贫瘠，她爹求爹告娘费尽周折才在县城服装厂给她找了份临时工的工作，好不容易嫁了一个银行职员在城里安定下来又遭遇了下岗。迫于穷困，不得不离家弃女到南方打工。后来才知道，那里比在老家还辛苦得多。通常早上七点进车间，夜晚十点多还在机器旁，小腿肿得硬邦邦的，摸上去就像是别人的腿。到了高峰季节，经常整夜得不到觉睡。但是谁要是打瞌睡了，就会被车间主任抽鞭子，这似乎应该是旧社会或者日本侵华时期工厂里才会出现的场景。吃得很不好，饿到深更半夜跑出去抓青蛙炖来吃的程度。因为蚊虫太多薰蚊香太厉害，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早上一排排地蹲在宿舍门口干呕，就像集体怀孕一样……，后来小妹通过吴树的介绍进了一家川菜馆，与公司职员阿辉相识相爱，但是因为餐馆女工的身份阿辉的家人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为了签单，阿辉像甩妓女一样把小妹甩给了他的一个客户石总。最后对阿辉失望透顶的她做了代孕妈妈替石总生孩子，但是石总的猝死让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她像一个溺水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得救上岸。这篇文章具有很广阔的社会场景，小妹的身份几经变迁：农民之女→临时工→下岗工人→工厂女工→餐馆服务员→临时妓女→代孕母亲，她从农村进入小城再来到南方想要摆脱悲苦的命运却越陷越深。姚鄂梅以一个动态的过程展示小妹一个人在底层挣扎的艰辛的同时，也展示了每一个场景中芸芸众生的生存苦难，很有代表性。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大路朝天”，而文章开篇作者就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两者叠加，很有深度，无疑在作者看来，路本来是宽广的，但是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却是狭窄而又崎岖不平的。
在《那个叫父亲的男人》（《青年文学》2006年第12期）中作者也表现了农民进城的重重艰辛，他们的身份在城市历经重重险阻也难得到确认，在这个过程中小儿子选择了自杀身亡。在近作《摘豆记》中作者把笔触更是伸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底层，讲述了暗娼阿珠想要弃暗投明追求爱情和幸福而因为其经历不可得的故事，对她们寄予了真挚的理解和同情。“把目光投向底层，是女作家跳出以自身经历为创作底本的表现，是从狭窄走向广大的表现。”④仅仅从关注底层这个角度来看，姚鄂梅的创作就比那些仅仅关注自身的女性创作具有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