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关于进步文学论的反思
作者：鲁枢元
三、退步论文学也是优秀文学
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对19世纪在欧洲占据主流地位的浪漫主义文学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进程来说，它们无疑是“消极的”、“后退的”甚至是“反动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优秀的、精美动人的，“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5]。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勃兰兑斯在他的书中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一话题“接着说”下去的，是浪漫主义策源地德国的两位思想家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此时，两次世界大战相继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关于现代社会进程的反思也由此正式拉开大幕。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美学法则”与“工业社会法则”的格格不入。比如，关于“自然”的美学地位，在本雅明看来，“自然美学是艺术美学的基础”，工业化的自然是对自然美的破坏，其特征是一元化文化的乏味和一切自然人文历史语境的丧失，因此它抵牾美学体验。荒野的自然产生了崇高美，而工业化的原则把自然变成了一片美学的荒原。过了若干年后，本雅明的这一论断在美国生态批评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得到了确证。马尔库塞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现实，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大多数文学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诗人，都对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益加剧的机械化、市场化持批判立场，因为“工业化和机械化是一个对精神价值毁灭和使之边缘化的进程。”正如华兹华斯在他的诗篇中吟咏的：这个伟大的民族已被什么东西控驭，宝剑换成了账簿，教育在追逐财富，高尚情思日渐衰微，蝇营狗苟，心劳日拙，这世界真叫人难以思忖，“苍天！我宁愿做一吮吸陈旧教条的异教徒！”于是，这些人为了捍卫他们的社会理想与艺术理想，不得不与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全面决裂，并因此背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坏名声。
随着工业社会种种危机的日益呈现，文学对现代社会进步论的抵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评判，就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性”、“革命性”与“超越性”的一面。在本雅明看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此相反，这种单一的进步力量更像从天堂里逆向吹来的“一场风暴”，“它以进步的名义把堕落后的人类带向离天堂越来越远的去处，风暴所经之地留下的是一片废墟——现代性的废墟。”[6]在他看来，真正的进步观念首先是一种批判意识，而在这种批判中，对于往昔的回忆，对于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恋，即那些被斥责为落后倒退的“返乡”意识，恰恰可以成为“为将来战斗的武器”。马尔库塞同样强调，“真正的乌托邦植根于对于过去的记取中”，“艺术遵从的法则，不是去听从现存现实原则的法则，而是否定现存的法则”，这种否定既是对现实原则的扬弃，也是对它的超越。一旦对过去的追忆成为变革现实的“始发力量”，这种浪漫主义的追忆也就拥有了革命的含义。[7]
本雅明、马尔库塞都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曾经被人加上“反动”恶谥的“浪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矛盾，起码与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
四、中国现代文坛的悲剧
现代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与启蒙运动的思维定向、价值取向唱反调的文学，一种与方兴未艾的现代工业社会反其道而行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情感，轻理智；厌恶工业文明，珍惜生存的诗意；崇尚自然心灵，敌视现代科技；背对现实，追忆往昔；热衷于回归乡土、回归民间、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其作品的情调往往是悲悯的、感伤的，且多采取想象的、夸张的、幻化的乃至神秘的创作方法。如果为其绘制一张大致的谱系，从欧洲的卢梭、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华兹华斯、科勒律治、雪莱、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罗曼·罗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美国的梭罗、惠特曼、哈代，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都是这一队伍的“中坚分子”。至于晚近一些被冠以“现代派”、“先锋派”的各色作家，如艾略特、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似乎也都不难寻出他们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血缘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欧洲要迟到近200年，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系统传播，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了。与西方一样，中国现代化运动一开始，便也受到思想界、文化界一些人程度不同的怀疑、反对和抵制。至于文学创作界的代表人物，则可以推举出废名（冯文炳）、郁达夫、沈从文。遗憾的是这些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得到的评价往往是一贬再贬，远不如他们的欧洲同类。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对抗现代化浪潮中立场最为显著、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沈从文，而他的命运也就因此更加悲惨。
与欧洲文坛不同，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进步论”始终占据着压倒优势。在国内一些长期使用的权威教科书中，“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退步”，不但拥有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含义，也成了衡量文学成就的绝对尺度。要想进入优秀文学、优秀作家的行列，首先必须获得“进步文学”、“进步作家”的证书，否则，创作的权利也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的“退步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进入中国之后当即受到误解、贬抑、阉割，进而被改造成进步的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却被认作“落后文学”、“退步文学”甚至“反动文学”，加以排斥乃至封杀。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与十九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相似，而与“五四”时代盛行的启蒙理性、科学精神相背离，起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挑剔现代进步，留恋往昔的“抒情诗气氛”。（二）守望农业文明，耻与现代都市人为伍。（三）沉湎田园视景，钟情于山野自然。（四）追思往古神圣，呼唤原始野性。仅仅由于这四个方面，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家”相比，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保守”的、“落后”的、“退步”的、甚至多少有些“反动”的作家。当时，他就不断受到一些左翼批评家的指责。其中固然也存在着某些“政见”的不同，主要还是由于对“社会发展进步”所持的立场、态度不同，应该属于文学观念的歧异。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重，“进步”还是“退步”几乎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此时，郭沫若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不容置疑地把沈从文定性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作家，其作品是“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的”“最反动的文艺”，这等于宣判了沈从文文学生命的死刑。[8]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先是精神崩溃，后是自杀未成，从此，被中国文坛放逐，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中，沈从文一直被冷落，被当作文学史上一个保守、愚昧、落后、倒退的典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门大开，海外关于沈从文研究的成果大量涌来。对沈从文文学成就研究的成果之多、评价之高，一时间颇让国内学界目瞪口呆：“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完全可以与华兹华斯、福楼拜、普鲁斯特、福克纳并列”。若不是去世，沈从文还几乎成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沈从文去世后，他的身价在国内文坛也开始迅速飙升，在一些民间的“排行榜”上，常常紧挨着鲁迅被排在第二把交椅，由受尽众人践踏的遗民一跃成为众人膜拜的大师。对于这一世界罕见的、近于荒谬的文坛公案，中国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艺政策、文学史书写是否也该做出一些更深刻的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