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关于进步文学论的反思
作者：鲁枢元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进步”绝对是一个铁定的褒义词。别人不说，我自己从上小学到读大学乃至参加工作若干年后，关键时刻的自我鉴定上总少不了一句“要求进步”。在我们一些权威的文学史教科书中，“进步”与否也往往成为衡量一位作家、一部作品高下优劣的首要条件。“进步”在我们心目中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
不料想，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高速发展进步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发现“社会进步”已经连带出太多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生态问题堆积如山，已经让进步举步维艰，很难持续下去。于是“进步”开始成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反思质疑的对象。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也变得比我们以往认定的要复杂得多。
一个多少有点“吊诡”意味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心渴求“进步”的人们究竟能否获得真正的进步，正有待于我们对“进步”作“退一步”的思考。
一、进步观念的出身与成型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瑞（John B·Bury,1861-1927）于1920年写过一本厚厚的书：《进步的观念》，对“进步观念”的发展史进行了详细梳理。伯瑞本人是信奉“进步论”的，对进步论的家底身世了如指掌、视为珍宝。在他看来，进步论的出现其实很晚，萌生于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之前，历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和压倒优势的反而是“退步论”，人类社会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都是倾向于“退步论”的。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相信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一个“单纯质朴、天真自在的黄金时代”，而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全是对这个美好时代的背离，历史的发展是人类一再堕落而又力挽堕落的过程，这和《圣经》里表述的历史观也是大体一致的。在我看来，持这种“退步论”历史观的古代圣贤中，显然还应当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们，他们的黄金时代是夏禹、商汤、周文王的三代盛世。孔子以“兴灭继绝”为己任，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先他500年的周公；孟子主张“遵先王之法”，处处以尧舜为楷模。老子、庄子是更加彻底的倒退派，甚至主张“绝圣去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回归到“圣人”之前的素朴浑沌状态，复返于生命之初的婴儿状态。
彻底摧毁这种“历史退步论”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两位先驱人物培根和笛卡儿。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满足人类物质便利和舒适”的工具。笛卡儿则宣告人对于自然的独立地位和支配地位，人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是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开发自然的力量源泉。按照约翰·伯瑞的说法：正是在培根、笛卡儿的“精神氛围中”，“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即将成形”。[1]在该书的结尾，伯瑞回顾道：进步观念一直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理性主义的张扬相关联，也与民主政治的斗争相关联。这种“进步观念”的一个绝对指标是“经济的增长”。因此，长期以来各个国家都是把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快慢得象征，全都相信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收入的逐年递增，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将给国民带来越来越多得幸福。这一进步观念不但在300多年来确保了西方发达国家无可替代的优越地位，确保了资本主义制度最富成效的竞争实力。同时也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产生了强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当年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大跃进”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出于这种快速进步的愿望，“钢、煤、粮、棉”四大元帅一起“升帐”，十五年内“超英赶美”。
二、进步论遭遇多方质疑
从18世纪初算起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三百年后，人们渐渐发现，这种发展进步带给人间的并非全都是福音，同时还有偏失、灾难、祸患，还有一时看不清楚的恶兆和噩梦。
20世纪连续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工业文明时代人性的畸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库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上，是超高效、大规模的生命毁灭。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却很难看到人性的进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域间贫富差异的扩大、民族冲突的升温、恐怖组织的蔓延更增加了人们对进步怀疑的理由。况且还有人提出，即使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产品的丰富，消费的增多，也并没有使国民个人的幸福感得到相应的提升，在许多方面反而下降了。
给这种“进步论”更响亮地敲起警钟的，是地球上接踵而至的生态灾难和日益逼近的生态危机。且不说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物种是有限的，包括空气、水源甚至阳光在内的这些地球资源也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追求无限的发展，岂不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美梦吗？
“进步论”在走红近三百年后，“进步”的初衷似乎已经大部分落空。在今天的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进步论”渐渐失去了大半信誉，进步论者也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气势和风采。
实际上，“进步论”从产生伊始就不断受到质疑和反思、批评和抵制。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可以看作反对“进步论”的一位旗手，他断定“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在卢梭之后，再次对现代文明进步论发起攻击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本雅明以散发着诗人激情的语言指责：进步的概念在历史的线性进程中使用是一种误用，误用了牛顿物理学的时间观。启蒙的“进步”是对本源的背叛与破坏，因而是盲进，是背离，带给人们的是灾难，是地狱。现代化进程留给历史的只是一座座废墟。他的名言是：“本源就是目标，复归也是救赎。”马尔库塞则用同样尖刻的语言指责道：“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必然结果。”[2]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下，由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决定的社会进步论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神话”。美国生态主义后现代学者格里芬指出：“‘进步的神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假设：一种把过去的绝大部分事物都当作迷信而加以抛弃、并一味地想通过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加人们的物质享受的文化，能够带来一个和平、幸福和道德高尚的世界？果真那样的话，那么，进步的理想也就被证明是一个贬义的神话。”[3]
有趣的是，启蒙话语中的“进步观念”本来是力求以“科学”为依据的，后来，在科学内部也开始了对于这种“进步观念”的拆解与颠覆。
在爱因斯坦发现物理学的相对论之后，人们同时也发现“进步”所依托的“时间”，并不是绝对的、直线的、匀称的、无限的。与此相反，新的时间概念却可以是相对的、扭曲的、非匀称的、甚至中止在某一点（黑洞）。爱因斯坦在晚年常发出如此感叹：“人类对于无尽止进步的信心，仅在五十年以前还是那么广泛地流传着，现在却好像已经完全消失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