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文学的挟持例析
作者：程 锦
由于张一弓的两难，他求救于文化传统中的英雄人格模式。这样便形成这个故事的“整体命意的真实性和情节细节的虚假性”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从整体上讲，他反映了1958年的灾难。不再像以前那样指鹿为马，把灾难描写为大跃进，这是真实的。但由于英雄理想人格模式，他便不得已设计了一些不太真实的理想中的情节与细节，这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再者，既然理想人格模式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以“善”代“美”；这是与他取得成绩的同时，几乎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李铜钟不必说了，即使是饲养员李套老汉，大队长张双喜，保管员老杠叔，李铜钟之妻张翠英，都是“善”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把历史道德化的处理也不可避免。那场灾难，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历史的蹒跚。但张一弓也把农民道德化和“善”化了。几乎全体农民都是“善”的化身，他们都有美好的精神品质，用农民美好的精神品质来反映那场灾难，不作伪，不作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孟夫子的舍生取义、舍财取道的文化传统布罩了整个历史过程。鱼和熊掌的喻义，使得我国文化中轻物质重精神变得十分顽固。但必须指出，这里的所谓精神不是完全健康的。用整个不健康的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质世界而标明自己的圣洁时，特别是以生命代价（无谓的牺牲）来换取精神的神圣时，精神世界就蜕变成对人性的扼杀与窒息了。为某种被扭曲的精神而作无谓的牺牲，仅仅是一种灵魂的自我麻痹和愚昧无知的现象。自觉的牺牲成为“无物之阵”的屠场，“无主名”的刑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麻木愚昧和传统文化的凝固力量。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于抽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作用。在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过程中（物质的，精神的），人的精神作用被夸大了。一句“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的话成为人们精神的至高境界。长期地反复地强调精神作用，使人们产生一种把净化精神当作终极矛盾的幻觉，对物质极端匮乏时的相濡以沫的大肆宣传，对物质丰盈时相忘于江湖的相对的自由则缺乏体验，甚至于当作毒草来铲除。对物质充裕出现的“异化”极力渲染，而对物质贫困时的“异化”当作理想来加以美化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其实，物质匮乏时的“异化”较之物质丰盈时的“异化”要酷烈得多。《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它的目的在于反映1958年以后几年中物质极端匮乏时的大灾难，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他却用物质匮乏时的崇高精神，甚至虚伪理想来表现。在这种情势下，张一弓的创作出现“整体命意的真实性与情节细节的虚伪性”相交织的现象便成为必然的逻辑。这是张一弓付出的代价。我们以为，他编这个故事时，心情是矛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又是无可奈何的，想以此迈入不朽作品的行列，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并不否认这部作品的巨大意义，就匆匆忙忙讲故事而言，这是需要勇气、胆识和眼光的，不是一般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这是作家胆识、素养、创作的心态及悟性的结晶。它的成功和不足是时代的产物，是政治对文学制约的结果。
结语
长期以来，政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缠绕着人们。建国以来，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太多，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一种强制性的服从关系，因之，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对政治有一种强烈的离心作用，试图完全摆脱它。问题是两者虽然同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但是，文学要想完全摆脱政治似乎是不现实的。我们以为两者的关系的通俗表达应该是不即不离，又即又离，不粘不脱，似粘似脱，不亲不疏，似亲似疏。两者关系的理论表达应该是呼唤和回应的互补互动的功能性之间的关系。两者互相召唤和回应。但政治是主动的、主要的。开明的政治在召唤文学创作时，应该允许文学多样的回应：积极的、否定的、回避的都可以允许。可惜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政治对文学的召唤是强制性的，只允许肯定性的回应，不允许其他的回应。如果作家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对政治强制性的召唤有不同的看法，又不能进行否定性的回应，便会以极其不正常的形式表达出来。姚雪垠和张一弓的创作便是这样。这种历史教训应该吸取。
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作家从来都不是自由的，他的作品的表达和传达，受到作者主观体验、接受读者以及社会所控制，社会控制中尤以政治控制为最烈。一般的社会控制包括历史过程、时代风尚、文学主潮、政治需要等。因之，我们认为，社会控制并非都限制作家才情、才华的发挥，有时还可以使作家的才情和才华发挥得淋漓，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文学家。问题是政治需求中的控制对作家的干预为最烈，特别是当政治走向畸形暴烈的时候，更是这样。从豫军的两个代表性的作家姚、张两位的创作历程中便可以窥见出政治控制的危害。今天重谈文坛往事，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想提醒一下“观人风”者的注意罢了。
程锦，女，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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