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俄罗斯民族精神及其文学艺术
作者：张继荣
刘：首先，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来看：俄国的书面文字是由教会发明出来的，因为要传教，要翻译经文，所以才出现了文字。这比中国文字的起源，比起甲骨文来，要功利得多，文字和宗教的联系也要密切得多。在19世纪，有三个伟大作家和宗教的关系就非常明显了。一个就是果戈里，他写的《死魂灵》是一种“含泪的笑”，是对现实中那些不义之人的抨击和讽刺。我们以前过于夸大了果戈里及其《死魂灵》的“笑”，而对其含有的“泪”则关注不够。看到现实中的丑恶而满含泪水，这已经体现出了作家宽容、博大的胸怀。于是，他想接着写《死魂灵》的第二部，想在揭露和讽刺之后，对现实中的好人和好事进行一番肯定和歌颂，写一些与乞乞科夫们完全相反的具有宗教胸怀的、宽容的人物，但是写完之后，他觉得非常苍白，就烧掉了作品。后来，他写了一本《与友人书信选》，在这里他显示出了一种宽容、谅解、博爱的态度。别林斯基看过这本书后非常愤怒，就写信把果戈里大骂了一顿。果戈里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想人们会宽宏大量谅解我的，因为这本书种下的是全面和解的胚胎，而不是纷争的种子，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理智的世纪，它会心平气静地权衡一切，宽容一切。后来变成一个虔诚宗教信徒的果戈里，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朝觐回来后，继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一直写到死，在死前还是把作品给烧了。
再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精神，他的创作是所有搞哲学、搞宗教、搞文化的人都愿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他也许是最有宗教感的，或者说，他的人物是最有宗教感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的那种博爱，《白痴》里梅什金公爵的那种纯净，《罪与罚》中索尼娅的自我牺牲，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人物。如果说果戈里没写出那种理想化的、充满宗教虔诚的人物，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写了出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感，更体现在其人物内心激烈的斗争中，即所谓善与恶的斗争，灵与肉的斗争。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激烈的内心冲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两个伊万的对话”，都是最为经典的段落。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情怀，没有一定的忏悔意识，又如何能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内心独白和双重人格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美将拯救世界。”我觉得，他所说的这种美，可能就是宗教和艺术的结合。
再谈一下托尔斯泰，他是被教会革出教门的，但实际上，他通过文学却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他自己的宗教。他的作品，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说教，一种布道方式，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生活之路》，实际上，这个题目也可以用来概括他毕生的创作。
苏维埃时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但是，在苏联文学中是否有宗教精神的渗透，却仍然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解读苏维埃时代文学的时候，有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比如，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母亲》中的巴威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一种殉道者的形象。这未必不是俄罗斯文学中传统道德情感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会觉得两个“巴威尔”（“保尔”也可以翻译成“巴威尔”）也是为理想献身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圣徒的形象。
看到俄罗斯文学中的这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我们会觉得，两者都是具有宗教性的，都是有信仰的，但有些时候他们似乎也有很多的彷徨，他们是虔诚的，但这种虔诚里往往又有一种很功利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很矛盾的宗教情怀的存在，产生了“多余人”的形象，产生了“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样一些很彷徨、很有丰富内心生活的形象，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充满缝隙和分裂的文学人物，在俄罗斯文学中为什么这样多见呢？这和他们那种有所分裂的宗教感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
张：宗教的力量的确很大，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的精神指向的作用。而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艺术同样对他们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俄罗斯民族的艺术气质在文学中又有怎样的体现呢？
刘：俄罗斯民族的艺术气质在文学中体现为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我一直觉得俄罗斯民族比较爱幻想，俄罗斯有很多森林，又处在寒带，有漫长的冬季，这一切都使它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或者说，是迫使它去作更多的思考，有很多揣摸自己内心、回味自己的时间，更不用说，森林和冬季还会带来一种很神秘的感受，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也许就是俄罗斯人艺术气质的形成氛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又一直是非常入世的，和西欧的文学相比，尤其是这样。古代文学就不用说了，属于教会阶层，是典型的“工具”；到18世纪时，叶卡捷琳娜倡导文学，她自己就创办过文学杂志，但是当时她就说：文学是一种时尚，如果我们俄国人不懂文学，怎么去和欧洲的其它民族平起平坐呢？也即是说，文学是附庸风雅的，是抬高身份的。再往后看，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理论更是介入生活的，最出名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命题：“美就是生活。”艺术就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审美关系。到了白银时代，诗人别雷提出了“创造生活”这样一个概念，认为文学和艺术的终极使命，就是再造一个更合理、更美的生活。到了托尔斯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不再写小说了，而写了一本《生活之路》，他觉得用虚构的东西去教育人太费劲了，不如直接向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到了高尔基，他提出了“人学”的主张。到了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流传最广的关于文学的两句话就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们常说，俄罗斯人善于把生活艺术化；然而同时，俄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又善于把艺术生活化。综观俄罗斯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叫“审美的乌托邦”，对于俄国人来说，现实是一个世界，艺术也是一个世界，甚至是比现实还要合理的一个世界，要通过艺术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我们经常说，俄国文学读起来很沉重，很有道德感，这和它想建一个审美乌托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听您这样一介绍，我觉得我对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有了更加明晰的了解，同时也让我对俄罗斯文学理解的更深更准确。同时我还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品格，作家的精神性格，这样才能够更好更准确的理解作品的内涵和精神。我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很受启发，再次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谢谢！
张继荣，女，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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