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

作者：邓大琥

　　再者语言的真实是离不开生活的，事实上我们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而余华的叙述正是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以现实生活为准则。像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能否“卖血”成为衡量体魄甚至娶妻生子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健强的身体就意味着能干活，能干活就说明能挣钱。所以文中没有修饰的直接这样说：“不知道是怎么败的……”年长的女人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了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他吃完了一碗，我要去给他添饭，他说吃饱了，吃不下了……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身体肯定是败掉了……”这对话透着实在，也符合说话人的身份，要真用些大道理来说就不像是一个农妇说的话了，即便这样的评判有些不可理喻，可是在余华笔下就没人怀疑。这语言就相当于鞋子对人的关系，就是我穿那个鞋并不是为了躺在电视屏幕前、或者是躺在橱窗里面给人看我这个鞋子，那个鞋子是让我走路走的舒服的鞋，比如说我跑步的话穿跑步的鞋，我在家里面穿拖鞋，假如土匪来了不能穿拖鞋，穿拖鞋跑不快，要穿跑得快的。再如许三观娶妻之举也并非在理念计划之中，而是在拿到钱后的突发奇想，并采取了怪异的求婚方式——请素不相识的许玉兰吃饭，饭后计算出给许玉兰花用的钱数“总共是八角三分钱”，紧接着就理所当然地提出“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而玉兰父亲的允婚则基于两点原因：一，许三观的钱比何小虎（玉兰的恋人）多：二，双方都姓许，女方的香火亦可以延续。许父完全无视自己女儿的主观意愿然而这一非理性方式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成规惯例，没有人会对这一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六、冷漠的叙述
　　
　　冷漠叙述即不带感情的叙述，余华小说语言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就是无情，他的冷漠不仅冷，还极具有穿透力。因而余华一度被人称为“零度情感叙述”，他用绝对冷观的叙述态度和超然物外的叙事语感从容不迫地向我们展示人与同类间的残杀及人的自戕自残。他用语简洁，冷冷的交代、勾画，越是平静的语言，越让人强烈的感觉到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和人物全部发生和呈现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种强烈的压迫感伴随着阅读过程，读余华的小说，总是很艰难的，书中所写的一段段文字犹如一把把利斧，在砍着我们的神经，撕着我们的感觉，从恐怖的场景中我们窥视到了一个非人的世界。看完余华的小说，很难不感到震惊，感到寒冷，感到冷酷的诗意和残忍，语言暴力在冷静的杀手本性中显露。
　　这冷漠的叙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阴冷潮湿的氛围和冷静沉着的叙述，把别人的心理全数说出来，把别人不敢表现的全数表现出来。有人说暴力难道就是冷漠，当然不是，可这暴力却是人最原始的而不敢显现的。用余华的话说“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的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6]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河边的错误》这几篇小说里，是最能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的。这里面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以《现实一种》为例，暴力的起源是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当别人正揪心裂肺时，余华的叙述却是如此的冷静，慢慢的，有条不紊的娓娓道来，仿如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经心，一个孩童是如此的邪恶，真是让人的一腔热血顿时冷却下来啊。在这里余华是想告诉我们暴力是中国人的一种现实，平时受到欺侮，我们想到的是用更大暴力来制服它，就像《许三观卖血记》中，三乐受到欺负，他想到是让哥哥二乐，一乐来帮忙。可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不断循环，最终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余华不停的描写血腥和暴力，或许其语言太过冷漠，但绝不是无情，我相信余华不是真正喜欢血淋淋的，他只是想用这样的叙述方式来引起大家的注视。然而这样的作品也有他的好处，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小说的文本，给予读者内心震撼，通过“恶”来达到审美！
　　余华叙述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对暴力的描写，还在于其采用了“无我的叙述方式”，“通俗的说法便是将别人的事告诉别人。努力躲避的是将自己的事告诉别人”[7]在叙述过程中“尽可能回避直接的叙述，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与传统的故事讲法不同，余华设计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并借助这个叙述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极端而直截了当地使人看到另一幅世界图景与人的兽性的一面。这个叙述者使得他将这个残忍的故事貌似不动声色地讲述出来。这也在小说的叙述态度中表现出来，小说中叙述者特权的使用尽量降低，既不做过多的议论，也不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更不做价值评判，仿佛是从天外俯视世间的愚昧与凶残。但叙述者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他的冷漠使人物可以走到前台，进行充分的表演。他好像一部灵活的摄影机，不断变换视点，通过变换将各个片断组接起来，展示出仇杀的血淋淋的过程。这样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仇杀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地表现出来。例如小说中山岗虐杀兄弟山峰的场面，小说将之描写为一种处心积虑的算计，但对这种算计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心理展示，而仅仅描写他的外部活动，呆板的叙述将我们带到山峰被捆绑在树上，山岗向他的脚底板上浇满了骨头汤，然后让一只小狗去舔时，我们才明白他的目的。即使在这种极端的场面，叙述者也决不对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描写，而仅仅展示人物的感觉与直接反应。
　　“无我”的叙述效果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冷漠！余华用“冷漠叙述”来遮蔽主体价值取向和主体情感，甚至在涉及婚姻、爱情、性爱和家庭悲剧时，创作主体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也要放弃“做出评价和判断的权利”。
　　余华的小说总是离不开血腥，死亡，还有暴力，但其目的都是对人性之善的呼唤，希望人们能够清醒，正如他在《活着》的序言里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高尚就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所以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冷漠的语言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切！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以语言的方式存在。语言是塑造形象的手段和材料，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也说“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余华的小说就紧紧抓住语言，通过语言来展开他的写作。简洁的语言使他成功的抓住了描写物的特点，并且流畅的记叙，使故事情节顺利的发展，它的叙述从容不迫，开门见山，不做多余的修饰，将人性一一展露，赤裸裸的呈现，直接冲击你的大脑。正因为这样余华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无我叙述方式”。虽然直接，然而描写起来细致入微，并且将音乐的特性嫁接到语言文字之上，让整个文章充满活力，不觉呆板。他的写作以生活为基点，临摹生活，描绘生活，充满真实感，沉痛下又不失幽默，直白的描绘形象生动，让我们了解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重树真正的人文关怀
　　
　　注释：
　　[1]欧阳友权：《文学原理》，海口，南方出版社，2001年，68页。
　　[2]张洪德：《重复叙述的音乐表现》，重庆，《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
　　[3]余华：《温暖的旅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4页。
　　[4]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42页。
　　[5]余华：《余华作品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499—500页。
　　[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76页。
　　[7]余华：《余华作品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500页。
　　邓大琥，教师，现居湖南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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