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
作者：邓大琥
一、简洁流畅的语言
高尔基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1]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成功首先要从语言入手。余华的小说正是抓住了语言，通过语言吸引读者。他的语言极具控制力，描写深刻，入木三分，却不拖沓繁琐，紧紧抓住人物、景色、环境最突出的特点，进行了深层次的描述。语言犹如一件艺术品，过于繁杂，反而显得累赘。因此行文要讲究用语精当，即用最少的文字表述最广的蕴义。余华的小说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抓住人物的特点，展现宽广的内容。正如在他最新的作品《兄弟》中，老地主宋凡平的父亲，知道宋凡平惨死后，余华没有写老地主如何悲痛欲绝，而是写宋凡平死后的第四天，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拉着一辆破旧的板车，来到了李兰的家门口。他穿着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汗衫站在门外，不说一句话，老泪纵横地看着屋里的棺材。他就是宋凡平的父亲，宋钢的爷爷，这个解放前拥有过几百亩田地，解放后全部分给了村里的农民，只剩下一个地主身份的老地主来了。这个现在比最穷的贫下中农还要穷的老地主，来接他的地主儿子回家了。几句话就把地主的心情和现状都刻画出来，并且还将过去的背景情形进行了展示。余华的作品就是这样简洁，不动声色，直接走向自己所要表达的目的地。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简单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须。它要求的是：永远直接地走向事情的中心。”[2]正是走向中心的简单，才给作品带来了丰富。
余华运用简洁的文字能表达最丰富的人物内心活动，从《温暖的旅程》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余华受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不少影响，甚至有些情节都模仿了《礼拜二午睡时刻》，小说里的一切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感受还远远不够[3]。这样的描写比文字本身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个简单的故事里，余华找到了那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有点像自言自语的简洁文字。“我”走了一天的路，只碰到了一辆汽车，我拼命的追汽车直到它消失，然后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立刻不笑，接着继续走路。这里也可以看到鲁迅的影子，就如余华自己所说：我喜欢《孔乙己》这部作品，它应该是世界短篇小说的典范鲁迅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孔乙己的一生，几乎是一种散文的笔调，但细节却并未因语言的简练而丧失，相反，它很丰富、很饱满。而这个方法余华就用在了小说《两个人的历史》中，叙述和用语都很简省。通篇不过3000余字，却叙述了两个人的一生，近一个世纪的故事。如同电影中常用的闪回，每一个片断构成了一段历史，这种类似于概述性的叙述又不缺少细节的描写，人物形象也不脸谱化。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让人物在场景中活动起来，而每个时期或者每一个章节的活动都用两个人昨天的“梦”相连。作者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人的历史就是梦的历史。现实如梦世事如烟。
余华小说的语言还很流畅。从上到下，一气呵成，没有突兀，让你感觉就是如此，仿佛是早已安排好的。如《现实一种》中一群医生共同解剖山岗尸体的场面：
然后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这一刀切得笔直，使得站在一旁的男医生赞叹不已。于是她就说：“我在中学学几何时从不用尺划线。”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她从肩峰下刀一直切到手背。随后去切腿，从腹下髂前上棘向下切到脚背。切完后再用尸体解剖刀插入切口上下游离。游离完毕她休息了片刻。然后对身旁的男医生说：“请把他翻过来。”那男医生便将山岗翻了个身。于是她又在山岗的背上划了一条直线，再用尸体解剖刀游离。此刻山岗的形象好似从头到脚披着几块布条一样。她放下尸体解剖刀，拿起解剖刀切断皮肤的联结，于是山岗的皮肤被她像捡破烂似地一块一块捡了起来。背面的皮肤取下后，又将山岗重新翻过来，不一会山岗正面的皮肤也荡然无存。
这一切有条斯理的进行，也正因为其流畅才让描写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东西，而变得简洁，条理清晰。诚然这里也和作者的亲生经历有关，由于父亲是牙医的缘故，余华自小就接触到医院的种种场面。包括亲历手术、解剖等过程，甚至出入医院的太平间。童年的记忆滋长了他对血的敏感，对死亡的认识。这些都给余华的小说创作带来很多灵感和素材，因此在描写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时往往显得十分生动、真实。带给阅读者强烈的冲击和临场的体验。流畅的语言才能更好的发挥语言的作用，使整个文章更显自然丰富。
二、动感十足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表达观念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可以成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符号替代物。而小说的语言就是作者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和沟通感情的工具。生硬死板的语言是无法做到这点的，因而语言需要具有动感和活力，这样才能增强表现力，真实的反映生活，给读者美的享受。
首先动感就体现在语言的节奏感上，语言的节奏性是最能体现动感的，就仿佛是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语句的长短，语句之间的间歇时间，这些都能体现语言的节奏性。句长的往往深沉，短句往往体现急切和兴奋，而余华的语言，就像是一个个跳跃的音符。余华常用的是短而急促的句子如：苏妈问李光头为啥抱住电杆摩擦；李光头看见了宋钢，宋钢也看见了李光头，李光头喊道：“宋钢，宋钢！”宋钢喊道：“李光头，李光头！”再如《活着》中的对白“连长，连长，连长”和“走呀，走呀”“我拉大炮，我拉大炮”，“站起来，站起来”这呼之欲出的语言效果，简直就是古诗的对仗。
其次就是语句中助词的使用，助词虽然没有实义，但是用在不同的语境中却能体现不同的意思，增加文章的活力和生动性。让文章看起来不那么呆板，也更符合和贴近生活。余华的作品中最常用的助词是吧、嘛、了、啦，呀。如《活着》中凤霞和福贵的对话，她说：“错啦，还剩五个角”，这个“啦”字既起到了合音的作用，又将福贵做错了题凤霞的喜悦之情表达出来。再如国民党抓福贵和仆人去当兵时说：“县太爷的公子更应该为党国出力嘛。”这里的“嘛”字带有一种命令的语气，认为为国军出力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词的使用，让人物说话时的神态也跟着体现出来。人物一活，整个小说也就活了，生动了。语言便像有了生命，充满动感。
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还能找到体现动感的另一种方式 ——幽默。在苦难中因为幽默有了跨越的动力，给人一丝温情，给悲苦的主人公带来了含泪的微笑。《活着》里福贵在身边亲人一个一个死去时，这个孤苦的老人只剩下了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而文中却形容为“两个老不死的”，让你悲戚的心里仿佛有几缕阳光穿过了乌云。在新作品《兄弟》中，余华的幽默语言更是丰富了，他让黑暗，阴霾的文革在闹剧中走过。就像李光头和宋钢在遇到三个中学生时，总是耍赖的坐在地上，还得意洋洋的说：有本事你们把我们扫荡起来啊！我们就是喜欢坐在地上，地上舒服。看着这些幽默的对话，心头的沉重也就减轻了许多。因而整个阴沉的局面就改变了，变得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