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艺术：使人成为人
作者：乔东义
众所周知，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一派繁荣的表象下，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精英文艺彷徨萎缩、人文精神整体式微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诸如“超女”、“芙蓉姐姐”、“身体写作”等等现象眩人耳目的语境中，重提文艺的理想信念和终极关怀，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或批判精神，似乎是极为迂阔而不合时宜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审美文艺除了迎合和表现商品大潮所诱发的种种物质欲望和解构功能而外，是否真的无所作为了？甚至真的就该彻底退场了？就此相关问题，笔者受《文学教育》编辑部委托采访了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王元骧教授。
乔：王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长期以来一直在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并取得了累累硕果。我想先请您谈谈，您当初是如何走上文艺学研究之路的？
王：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以我的先天素质来看，我并不适宜于搞理论研究，我始终觉得我的形象思维能力胜过抽象思维能力。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看戏、唱歌，以及无师自通地做一些小玩意儿。我的画画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是出名的。读初中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在老师倡导下，我们三个同学利用假期时间组织义绘活动，给商店画广告，给照相馆画布景和道具等，用所得的钱来捐献飞机大炮。当时学校里为配合运动，演出也特别多，于是布景设计、海报制作、甚至连化装的工作也都轮到我来做。大概我的海报还画得相当美观夺目，以至戏一散场出来就发现已被人揭走了。到了读高中（普师）时，我又特别迷上了音乐，除了练琴还学着谱曲等等。只是当时没有条件让我向着这些方面发展，否则，我也许会比现在有出息得多。
由于我偏重于形象思维，所以在专业课方面我特别喜欢语文，对数理化都不大感兴趣。课外书当时倒读了不少，作文也常受到老师表扬，并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同学们都叫我“小鲁迅”，我自己也梦想以后能当作家。所以到普师毕业，学校推荐我对口报考浙江师范学院（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和之江大学于1952年组建而成，1998年又回归新浙大，成为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在浙师读书期间我特别喜欢中国古代文学，这种兴趣甚至一直保持到现在。1958年浙师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杭大中文系只有四位教师，两位讲师两位助教，我是两位助教之一。由于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年级新生的主干课，于是领导安排我去担任文学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不到半年，杭大兼并了浙师，但浙师所缺的也正是文艺理论教师，因而我就继续连任。从此我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乔：既然您觉得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胜过抽象思维能力，那么您是如何适应了抽象的文艺理论，并且一直坚持这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呢？
王：这首先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与我原来的兴趣爱好也不完全相悖，因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和艺术。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学校推行学年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屈原〈九章〉研究》，写作时总感到自己的分析难以深入，于是就找了些文艺理论的书来看，开始对文艺理论萌生了兴趣。1958年教学革命大辩论，为了驳斥同学中对于“山水诗”和“王（维）孟（浩然）诗派”的那种简单粗暴的否定的评价，我也曾就这些问题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觉得要说清文艺上的问题，文艺理论还是很有作用的。不过按我个人的兴趣，我还是想搞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诗词），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不行。从我早年所写的文艺理论文章来看，主要也是偏重于经验的描述。现在许多同志看了我的论著都说我很思辨，安徽大学的吕美生教授曾在来信中说我是“思辨理论第一家”，这种思辨其实是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培养起来的。因为我当时发现许多我们搞文艺理论的说不清的问题，却被哲学家三言两语就说得非常明白、透彻，所以我就开始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这样对哲学就渐渐入迷了，自己的文章也渐渐变得思辨起来。不过我没有陷入纯逻辑的推演，我在理论阐述中写进了不少自己阅读和欣赏的心得、体会，使得我的理论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教条，这就得归因于我以往的文学阅读和艺术鉴赏给我打下的基础了。
乔：如您所说，文学阅读和艺术鉴赏对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很有作用，除此之外，您认为它还有哪些价值和意义呢？
王：这价值和意义可就大了，根据我切身的体会，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艺术的阅读和欣赏可以使人变得善良。不少人说我为人正直，我觉得我的正直来自我心地的善良。我一辈子没做过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这除了受到父母的影响之外，就得归功于文学艺术对我的熏陶了，它培养了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黑格尔曾说：“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人的统一。”而当我们在阅读和欣赏好作品时被作品所感动，我们就会在想象中置身于作品中那些受苦受难的善良人物的境地，把他们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把他们的追求当作自己的追求，这就可以培养起我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我平时考察问题首先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很少完全从自己出发，而且特别憎恶强权和霸道（因为我自己也常是一个被排挤、受欺凌者），遇事总是站在被压制、被欺凌者这方面，常常为了公道、正义替别人打抱不平，而不惜招来怨恨。
其次，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还激发了我学习和工作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我总觉得我的情商高于智商，只要我对某一事物发生兴趣，我就会一往情深，不计利害得失去从事它，从不见异思迁或半途而废。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我家所在的小镇街头就摆满卖年货的小摊，其中许多是年画，画的大多是些“三国”、“水浒”中的故事和京剧中的人物，我看中了就想买，但母亲不给钱，怎么办呢？我就站在年画摊前看上个半天，把人物的姿态、服饰等一一记在心里，回家凭自己的记忆画下来。这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习性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有改变，某种意义上甚至变得比以前更为自觉、更为执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艺作品的塑造和强化。因为真正搞文艺或爱好文艺的人对于文艺总怀有一种痴迷的心态，只是倾注于对象本身，为对象本身所吸引，而很少心有旁骛。这不仅使我在工作和研究中总是感到自得其乐，乐此不疲，不会有什么压力和痛苦，而且不需要太多理性的强制和责任心的驱使，仅凭兴趣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没有目前许多打工族那样对工作怀有一种倦怠的情绪。
再次，文艺还能使我以审美的超脱的态度去化解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使一些乏味的琐事也变得意趣盎然。大的方面就不说了，就拿像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来说，谁都觉得是一种乏味的劳作，但如果我们一边拖着地板时拿一首乐曲如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比才的《斗牛士之歌》或柴可夫斯基的《西班牙舞曲》在心里哼哼，拖地板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舞蹈动作，不知不觉也就完成了。又如当今城市，私家车如蚂蚁遍地而交通设施却相当落后，坐公共汽车出门办事，堵车是常有的事，对于心急的人来说，没病也会急出病来的。但如果当车停下来时，车窗正对着美的物体，如一座希腊式的古典建筑，我就会乘机欣赏起那爱奥尼亚式柱头捲涡优美流畅的线条来。就像我每次坐火车去北京，当经过东南角楼时，总想一睹它那雄伟的身姿和品味它那历史沧桑感，总希望火车开得慢一些，最好是停下来，也就不再有堵车的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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