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从纯文本角度看《三国演义》中鲁肃形象

作者:王 伟




  所谓历史演义是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1]历史演义是小说,其本质是文学,不是历史,历史故事是它的题材。如果研究作品的创作可以在必要时考查史实,而于其他方面对已经形成独立文本的历史演义来说史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作者创作初衷如何,读者接受和欣赏的对象都是小说文本,没有必要为此去读遍相关史料。读者阅读属于审美和消遣的范畴,而不是为了了解历史,否则就应该直接去研读史书。同样,文本研究也不能依赖史料。假如这些题材不是历史,而完全是由作者虚构出来的,那么作品的文学价值会消失或下降吗?当然不会。所以对于历史演义,如果不是研究其创作,就应该从纯文学角度探讨,而不宜参照史料去做毫无意义的“校对”。这是对其文学价值的认可。历史演义既然可以被看作一个虚构文本,那么就可以把它看成作者创造的一个新的世界的总和。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文本中的“存在”虽为作者所提供,却时常有着作者意想不到的妙用。这时作者创作阶段已经过去,文本脱离了作者的实际控制,并因其内部存在而展现出独特的文本文化,即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内容。历史演义审美的一个关键正是对其文本文化的认可和尊重。如阅读《封神演义》就必须承认神仙法术,不能说那是封建迷信,小说不是政治教材。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也应正确看待,在特定的文本文化和特定的历史语境[2]中“缩地”和“禳星”都是合理的,文本中诸葛亮不过是个与三国蜀相名字相同、事迹相类的一个能驱六丁六甲的神人而已。同样,其中的黄巾军也不是历史上的起义军,是文本社会中的反贼。李宗吾曾于《三国演义》中悟出一套“厚黑学”,把人际的种种权谋形象的概括为“脸厚”与“心黑”,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作者的贡献恐怕只是制造了一个创作的“巧合”。然而,读者面对的只是文本,不是作者,阅读的目的也不在于重复作者的思考或追索作者的意图,更何况读者阅读乃是文本意义的再创造[3]。
  关于《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鲁肃这一形象近年来研究者关注日多。鲁肃一直被认为是孙吴集团的主要人物,以前多定位为“忠厚长者”,而如今翻案渐兴,又有了夸大的倾向。其实没有必要去刻意挖掘文中机窍,鲁肃也是一个人,是个政治家,他具备战略家的品质,他有聪慧也有不足。鲁肃即将出场时作者借周瑜之口为之简单介绍:“姓鲁,名肃,字子敬,临淮东川人也。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早年丧父,侍母至孝。其家极富,尝散财以济贫乏……”(《演义》第二十九回)“孝”是其文化背景中有德者的标志,诸葛瑾也“侍母至孝”,徐庶更为一“孝”终生不展其才。仗义疏财也是富人的一个德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资助刘、关、张征黄巾军的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和资助曹操讨董卓的孝廉卫弘。这两点只能说明鲁肃有德,所以关键在于“胸怀韬略,腹隐机谋”八字,尤其一个“隐”直接暗示了他大智若愚的特点。鲁肃“愚”于小事,全局上则是一流战略家。他为孙权分析天下大势:“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无法“为桓、文之事”;又“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同上)鲁肃说了两点:一是曹氏强大,刘氏衰微,孙权不可中兴汉室,只能自称帝王;二是如今形势俨然鼎足三分,即曹操、孙权、刘表,其余皆不足虑,且三家中刘表较弱,所以孙权应该趁此时曹操无暇南顾吞并刘表,与之南北对峙,建号称孤,再图天下。这使孙吴战略第一个目标便锁定了荆州。荆州位当冲要,乃用武之地,其主刘表却是一庸才。再看江左,东濒大海,南接荒蛮,北邻先为袁术后是曹操,皆兵多粮足而不可争锋,惟有西取荆襄,否则只能蜗居一角不得展足。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于建安七年孙权打败黄祖;至建安八年再次出兵,消灭黄祖,一度占领江夏。
  刘表毕竟实力雄厚,孙权虽然一鼓作气攻克江夏却能取而不能守,又退回江东再作计议。此时荆州内部刘备支持的刘琦和蔡瑁支持的刘琮矛盾日益激化,待刘表病逝,内讧顿起,结果荆襄九郡竟落入曹操之手。倘若强大的曹操于汉上立稳脚跟,孙权再想获取荆州就几乎没有可能了。而且如今曹操正在封死孙权陆上的一切门户,形势十分严峻。于是,鲁肃在大方针不变的情况下为孙权谋划:“荆州与国接邻,江山险固,士民殷富。吾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刘备新败,肃请奉命往江夏吊丧,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同心一意,攻破曹操;备若喜而从命,大事可定矣。”(《演义》第四十二回)鲁肃要替孙权招降刘备,进而收服荆州诸将,再趁势从曹操手里抢下荆州。这时诸葛亮也在替刘备算计江东:“今操引百万之众,虎踞汉上,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趁势以取江南可也。”(同上)双方针锋相对。然而,一会面鲁肃就“敢问操军约有几何”,急躁之情溢于言表,外交上已落下风。当他听诸葛亮诈言欲投吴巨,竟又“坚请”其共赴江左。于此,毛宗冈批道“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一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而孔明巧处,不用我求人,骗使人来求我”。“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鲁肃先来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4]第一次交锋,孙吴外交优势严重丧失。鲁肃虽有战略眼光,但在具体操作中也的确是个“忠厚长者”。过江后,诸葛亮对孙权说,“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演义》第四十三回)对孙吴的招纳刘备集团并不就范,而是要攻破曹操,然后自领荆州,分庭抗礼。孙权非但没有异议,却早言:“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即绝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同上)“是孔明激怒孙权而使孙权求助于玄德也。”[5]前者是鲁肃求诸葛亮,此时是孙权求刘备。第二回合的失利使孙权外交优势丧失殆尽,与既定方针也有所偏离。第三回合是诸葛亮与周瑜对荆州的政治争夺,即所谓的“智激周瑜”(见《演义》第四十四回)周瑜原想以“降者易安”为幌子,迫使刘备求他抗曹,届时即成为孙权解救刘备,刘备依附孙权,刘备也就没法苦争荆州了。哪知诸葛亮居然“支持”他,又大讲曹操之能,说降曹可“保妻子”、“全富贵”,巧妙的给周瑜安上了“懦弱”和“卖主求荣”两条罪名。但这只能使鲁肃“大怒”,周瑜却不动声色。诸葛亮还又说,曹操南下乃是觊觎二乔,并引曹植《铜雀台赋》为证。小乔是周瑜之妻,大乔是周瑜的义嫂和内姊,更是江东“国母”。若为苟且偷生把她们献出或是降后被强占过去,何等耻辱?“保妻子”已不可能,“全富贵”更不见得,周瑜的戏再也演不下去了。其实周瑜何尝不知是诸葛亮借此挤兑他: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由洛阳北部尉作到当朝宰相,其志其能,岂止于佳人美姬?再看《铜雀台赋》,共计二十二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是第七句。那么周瑜为什么要等孔明诵毕整篇才知“老贼欺吾太甚”呢?他性情极烈,往往触怒即发,今天何以如此反常?一定是在思忖对策,但最后依然不得不按诸葛亮的指引去“勃然大怒”。所谓“适来所言,故相试耳”不过是周瑜牵强附会的为自己打圆场。他刚刚表现得对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得失浑不在意,此时又因“揽‘二乔’”而与曹操“势不两立”,岂不自损形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肃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本开篇曾说“鲁肃与周瑜最厚”,这“厚”字自然包括政治上的相契。周瑜方至,鲁肃便向周瑜“将前项事细述一番”,周瑜说“子敬休忧”——是赞成抗曹——又道,“瑜自有主张”——有些莫名其妙——并要“速请孔明来相见”。周瑜尚未见到孙权、张昭诸江左高层,就急着找诸葛亮这个外人,似乎不通。鲁肃却不带任何疑问的“上马去了”。瑜亮一会面,鲁肃就问:“今曹操驱众南侵,和与战二策,主公不能决,一听于将军。将军之意若何?”他们不是谈过了吗?是想得到周瑜明确答复吗?但为什么要当着外人的面问呢?很明显,是要挑起话题,也是在告诉诸葛亮东吴战与和“一听于将军”。当周瑜说“战则必败,降则易安”,诸葛亮并无反应,鲁肃却“愕然”的与周瑜争辩。诸葛亮说曹操“善用兵”、“莫敢当”,还说降曹可“保妻子”、“全富贵”,周瑜浑不在意,居然又是鲁肃“大怒”。看到周瑜被“激”的大呼“吾与老贼势不两立!”,鲁肃竟又不见应有的惊喜。他对周瑜所言的“瑜自有主张”、“今可速请孔明来相见”乃是心领神会的,他的“愕然”、“大怒”不过是在演戏。他积极促成瑜亮交锋,并与周瑜大演“双簧”,可惜较诸葛亮仍技逊一筹。三场外交斗争皆是刘备集团胜利,至此孙权、鲁肃承认了刘备的平等地位,并与之建立了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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