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的文学路与文学观
作者：杨 扬
杨扬，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1985年获文学硕士，1993年获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高级访问学者，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委，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终评委，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论著：《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研究》、《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文学的年轮》、《无限的增长》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上海文学》等发表100多篇论文。主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等。
一
我是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5年毕业，后直升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艺学。1988年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文艺系，做了两年教师。1990年考取钱谷融先生的博士生，专业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199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文学价值论，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研究。1990年代前期，我的研究兴趣基本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1995年后因为参加上海作协的批评家沙龙活动，开始关注当代文学，写了一些文学评论。现在基本上是当代和现代的研究文章都写。我觉得现代文学跟当代文学一起做，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有帮助的。
从研究的大背景方面考虑，我读书的198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色彩比较浓，各种理论思潮和思想观点竞相争艳。做研究常常是立论在先，讲究方法论，偏重思辨性的东西，对材料相对比较忽视。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所谓的学术规范化的洗礼，强调学问，注重“无一处无来历”的材料功夫。所以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以前强调观点，只要把思想写出来、交代清楚就行了。到了1990年代就觉得单有观点还是不够的，还得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建立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史料基础上。新世纪以来，一方面对一些理论著作也有所关注，但另一方面比较自觉地考虑如何从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中提炼一些问题。
我自己的印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理论研究一直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与中国传统文学实践相比，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进展最缓慢。不是说各个时期没有主导性的理论话语，而是这些理论话语多半是从西方、苏联和日本搬运过来的。别人在讲什么话题，然后我们的研究者跟着讲，学术成果当然会有一些，但总让人感觉到没有太大出息，原创性的东西太少。我有时在想，那些发明理论的西方人，为什么他们能够进行理论提炼，而中国人却很难做到这些呢？另外，再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们大都有留学的经历，但最后奠定他们学术根基的东西，不是西方理论，而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所以，我想应该从对象出发来提出问题，并展开研究，而不是依照理论的预设来研究。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对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国内我是比较早开始的。但我与孟悦等人的研究有一个根本区别，她们是阅读了西方的文化研究著作后，根据西方理论的出发点来关注中国的现代出版与文学的关系，而我是在研究早期茅盾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思考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同时也阅读了一些理论著作。1993年完成了《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一文，发表是在1995年。有人说，这是文化研究。我觉得如何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研究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研究的力度一定不会弱于那些搬弄西方理论的研究。做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也要有自觉的主体意识，尤其是人文学术，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意识很重要，同一选题，不同学者，研究气象不一样，成就也不同。我感到学习西方的理论是需要的，但不能太迷信。在西方因为学术生产机制决定它过几年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在文化资本世界中，没有话语权就没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当然，这种话语权的出现也是与新的问题的发现，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相关，所谓研究的原创性就是从这种新问题新的研究空间中生长出来的。但我们往往过分强调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而忽略了它们是怎么生长出来的。
我现在比较多的是把文学传播过程，特别是印刷出版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觉得落实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主要就是体现在文学的传播手段或文学所借助的媒介不一样了。在传统社会中，文学生产和传播主要是雕版、刻印这样的技术，与这种技术水平相一致的，是文学内部空间的塑造大都依赖篇幅较小的短诗、传奇、戏剧和话本等，长篇巨制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比较稀少。诗文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主体。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印刷工业的发展，人们想要在一个较大的思想空间中表现自己的可能性，在技术方面成为现实。譬如以前写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用刻版技术印刷出版就比较困难。现在机器排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再加上产业分工发达，发行网络可以将一部作品发行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稿费制度等体制的出现，能够保证作家安心创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印刷技术的支撑下发展的。小说成为主要文体。从文学内在结构考察，作为印刷符号的语言文学，其符号特征大概是很引人注目的，因为期刊也好，书报也好，都是文字符号。我们抓住这一问题，深入进去研究中国文学，是不是可以提炼出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思路呢？我自己感到还是有可能的。
二
我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研究学习，亲身感受过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及研究状况。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在美国甚至在国际中国学研究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哈佛作为世界一流学校，它的学习氛围，包括学习条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可以这么讲，它所能够提供的学习条件和研究资源是国内很多大学短时期难以办到的。现在国内大家都在讲要跟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但我觉得靠盲目扩建新校区、国家花大钱供少数人搞研究等方式，对接轨世界一流大学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国家倒是应该鼓励大家定下心来扎扎实实做一些长期的基础研究。现在国内的大学上上下下都在忙各种所谓研究工程，搞各种项目，急于出成果，这种心态之下是不可能产生有质量的人文研究成果。还有就是大学管理机制要健康、稳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大学是旧时代管理体制最后一个堡垒，也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管理机制对真正潜心于学问的人而言，并没有起到保护和激励作用，而是对很多官员有利。通常情况，一个跑领导办公室勤快的人，比跑图书馆、档案馆多的人，获得的学术资源要多得多。在这样的格局下，要大家安心学问，建立所谓的一流大学，困难应该很多。我个人对周围的很多事无能为力，难有作为，也不想花精力于这些方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看一点书，多写一些文章。在哈佛一年也是尽可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研究，因为有些研究在国内做起来代价太大。举个简单例子，在国内要看一些近代以来的原刊、初版图书，是有困难的。比如19世纪末最初的一些中国语文教科书，你到图书馆去借阅，几乎是很难的事，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只要图书馆书目上列出的书，不管什么人都能看到。我翻阅过江苏无锡三等学堂编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这是最早的白话语文教材，用宣纸石印。我借出来而且复印了，这在国内大概是不容易办到的。还有像19世纪末，武汉基督教会的传教士编了外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的图书书目，这些书目非常珍贵，是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但在国内要阅读这些资料很难，正因为阅读资料这么困难，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们文学研究的进展。但在哈佛大学阅读这些书，手续极其简便。我想哈佛的韩南教授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小说关系能够进行那么深入的研究，与哈佛的图书资料管理制度也是有关的，他如果在中国大陆工作，大概就不会那么容易接触到这么多的原始图书资料了。我相信这些资料国内的图书馆都有，但一般研究者见不到，或者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出来，阅读的兴致早已没有了。在研究思路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譬如哈佛比较文学系主任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系列作品。不少中国教授对宇文所安的研究有保留意见，我觉得是正常的，但不能抹煞人家的成就。我曾听到一些北大、复旦的中国留美学生的评价，他们说国内的教授讲唐诗能够讲得像宇文所安教授那么催人深思，并不多。我想这些学生是有比较后才说这样的话的。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如果跟大陆学者的完全一致，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宇文所安了，他甚至与他的美国老师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也不完全一致，这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是有关的。我们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但站在台港澳或国外的文化环境，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所以，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到这些。在哈佛的一年，尽管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压力，但我还是从研究中享受到很大的快乐。特别是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像胡适的手稿，梅光迪、吴宓、梁实秋、林语堂、冯友兰、熊十力、汤用彤、陈寅恪等人的书信、手稿，有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或想找也没有找到的，我在那边找到了。这种工作只有在哈佛才能做到，因为他们有这种研究条件提供。反过来讲，国内若能够提供这种条件，我想很多人也能够做出新的研究。我讲这些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什么是一流大学的核心价值，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出大钱，盖大楼，请名师，派人出国，或是组织大项目，这些做法除了烧钱，对人文学术而言，不会有大的帮助。我们不妨想一想，今天国内教师聚在一起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再对照美国一流大学教师和学生讨论的问题，我想是有差别的。从学风上讲，我到哈佛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也去听过课，与一些教授、研究生交流，觉得他们的心态较之我们国内要平和得多，对研究也比较投入。印象中他们对于基础训练，特别是对于原典的阅读、对材料的重视程度非常突出。譬如，王德威教授的课上，差不多每一次都安排大量的作品阅读，并请学生谈体会。再譬如《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者柯文教授，我在哈佛档案馆多次遇见他在那里查阅原始资料。柯文作为费正清之后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提出质疑的代表性人物，在我们看来他好像是一位史学理论家，但他的史学理论是以非常深厚的历史研究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的，他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他是在研究过程中感受到原有的解释模式有问题，才考虑在理论上给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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