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任蒙散文选》的诗性特色
作者：蔡先进
今年夏天几位文友到洪湖采风，使我意外与任蒙相逢，并有幸与先生同居一室。承蒙先生厚爱，赠我一册《任蒙散文选》，看那扉页上的两行郑重题字，可谓字好文好人更好。
任蒙先生淡定从容，反应敏锐，说话一字一顿，言谈之间充满睿智。接过先生馈赠的散文集，初始浏览我就说感受到了醇厚的文化气息，不料先生立刻“纠正”：本来就是文化散文。
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史》的有关章节中，佘树森等人将“文化散文”的突破性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致力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蜕变新生和主体人格重建、凸现“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超越性主题、艺术风格上的理性精神和英雄主义的理想高扬。这既是对文化散文总体成就的估价，也是对文化散文概念的一种界定。
对于任蒙散文的艺术成就，我比较认同文学博士刘保昌的评价：“任蒙的山水散文往往将景物、人文、风情、历史、主体情感有机结合起来，引人入胜。任蒙的散文可能在审美性上比余氏‘稍逊风骚’，但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越了余秋雨，带有鲜明的‘任氏’标志。”
任蒙的散文，无论是山水日记、文化感怀，抑或是乡情散文、音乐抒怀，都呈现出浓郁的诗性氛围与思辨色彩，在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寄托着任蒙对祖国山河、父老乡亲以及底层百姓的一腔赤子之情。任蒙审视历史，始终保持着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醒头脑，许多思想观点力求客观公正，在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与诘问中，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尽管如此，任蒙的散文在情绪上并不张扬，语言也看似平和，却总能站在一个思想者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思考，体现出锐利的眼光与独到的视角，往往显得大气磅礴，凝练厚重，耐人寻味，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一、清新灵动的诗性氛围
《任蒙散文选》中有些篇章，简直就是如歌的行板，话语之间总能给人一种诗性余味和思想感悟。譬如第一辑《徜徉山水间》中的《峡江两赋》、《宇宙力的奥秘》、《再行秘境》等等，都是颇具诗意的短制，其中《千山夕照的旅程》更像一组沉郁顿挫的散文诗章。
因此，诗化语言在任蒙的散文中俯拾皆是。比如，在《古老的栈道》中他这样写道：“栈道背着沉重的负荷不知走过了多少日月……栈道沉睡在荒凉之中，像千年的岁月躺在线装的史册里。”写着写着，作家笔锋突然一转，发出颇富哲理意味的感叹：“心灵摇晃着走出栈道，比那负重的跋涉更为艰难。”在《云中三日》一文里，他这样让我们随他一起去体味上了庐山却见不到风景的感觉，他说：“想象，比现实的接触更美，每个憧憬过爱情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飞越台湾海峡》一文，是作者访台归来的文学收获。那次环绕宝岛的旅行，让任蒙把大海看了个够。他形容道：“海洋的呼吸有多深，它的浪就有多高。”我不曾见过有谁这般形象地描绘过大海，这样生动的拟人化描写，不但表现出了海洋的特征和恢宏的气势，而且为整篇散文诗化程度的提升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秘境之旅》是一组受到过不少评论家称道的散文。作者曾向我聊起过他去滇西的经历，说这组短章曾经在《云南日报》、《芳草》、《新安晚报》等报刊发表，并入选当年的《中国散文诗精选》。在任蒙的笔下，深山的河流变得灵性十足：“我们终于见到了少年的河流，它在涧底奔流，跳跃，欢歌，弄起一堆堆晶莹的浪珠。”还说“河流是大山的声音，河流是高原的使者。它们曲回幽深，清亮中透出几分神秘。”他这样描绘高原的白云，说“蓝天上的云朵是一种壮美，更是一种闲适”。又形容“白色的流云像鱼群闲游在大洋的海沟里，又像鹤群在巨大的天笼中来回漫游”。他这样描绘那里的峡谷，说“高原峡谷，一座天造的迷宫。走不出的深山，下不来的云层”。这种新颖、灵动的诗艺比拟与譬喻以及诗的意象，显然来自作者的诗人手法。
高原永远是圣洁的净土，在任蒙看来，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的景色才是值得他纵情礼赞的地方：“泉池周边点缀着鲜艳的野菊，星星秋蝶舞弄其间。天上不可能有这般空旷宁静的园林，人间不可能有这般天然秀丽的山野。”
如前所述，作为诗家出身的任蒙，其散文中也不时体现出诗的思维，浸染着诗歌的色彩。例如，在《向往深山》等篇目中，他写到的奇峰怪岩、墨绿海子、七彩霓虹、悬空飞泉，以及那如林如塔的石笋和“浓荫蔽日，风声似萧”的神秘山谷，都为散文增添了空灵的韵致。这些富于质感的文字，闪烁着诗一般晶莹的光泽，也为任蒙的散文增添了一道瑰丽的亮色。
二、深邃睿智的文化思辨
任蒙的文化散文，多半以我们的历史文化遗迹为题材，通过抒发自己的文化情怀，通过深邃睿智的思辨，来表达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敬畏，对我们民族古老文明的敬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这种情感抒发中，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历史识见和文化识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散文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鲜明思想个性。
作者第一次游历三峡，那里神奇的山水和神秘的文化遗存曾给他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神秘的悬棺》中，他写道：“笨重的悬棺在万丈绝壁上经受了千年风雨。先民们是如何征服这高险空间的？他们不肯留下痕迹，但他们却给后代们留下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进而，作者又生发了这样的感悟：“文明孕育着无尽的力量，而蒙昧却同样产生着不凡的智慧和超时空的力量。”
任蒙把三峡高深的峡谷比作“大自然的敦煌”，过去千百年间，“古人面对它的壮丽，想象出许多神话，去解释它们的惊奇。我们若仍去津津乐道那些神话，则是对山河的亵渎。一个民族从神话中醒来的日子，才是它开始有希望的日子。”任蒙认为，壮美的三峡是大自然雕凿出来的，今天的人们如果还去沉迷于那些古老的神话，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过去多少年中，报刊舆论说到马王堆的考古发现，大多着墨于科技探究，并极力去“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任蒙的散文《放映马王堆》，作家的立足点却是力求通过墓主生前身后的“奢靡与腐朽”，去考辨当时劳动人民为此而承受的沉重负担。
面对一个小小列侯夫人的惊人厚葬，作者感叹道：“一只杯盘需用百人之力，一扇屏风竟需万人之工……为了维持他们一家的贵族生活，那饱经战乱刚刚过上安宁日子的七百户人家，要付出多少艰辛？仅仅一件薄如蝉翼、轻如鸿毛的素纱衣，凝聚了其侯国庶民的多少血汗？今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推测那位贵妇人的思想深处，对百姓的艰辛是否有过丝毫的怜悯。然而，残酷的史实却一丝不变地陈展在我们面前，利仓妻身后享用的地下‘宫殿’丰厚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有了这种独到的着眼点和独到的考证，才有后来“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这样精辟的思辨语言。
《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这篇文章，作家也没有像以往许多文艺作品那样，去讴歌王昭君等人远嫁的历史功绩，而旨在突出宫女的情感悲哀：“尤其是普通宫女，不过是一群高档的奴隶，一群高贵的牢囚，一群生不如死的妙龄女人。随时准备做帝王的性伙伴，是她们全部生命的唯一价值……作为女人，她们是最尊贵的，也是最下贱的。世上的女人中，最荣幸的是她们，最悲哀的也是她们。”经过这种情与理的层层铺垫，昭君自请出塞的思想动机不但比过去可信得多，作者笔下的昭君故事也比过去生动得多。最后，作家指出匈汉休战、和睦相处的实质：“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主要是几代单于能够从匈奴自身利益的大局考虑，审时度势，明智地处理匈汉关系的结果。”因此，任蒙又提醒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历史，不要无限夸大和亲女主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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