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
作者：张志忠
从反腐倡廉主题拓展到描绘政坛风云
这种在现实中成长和深化的趋向，不仅仅是刘醒龙的个人现象，而是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与时俱进。
文学的市场化，密切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让流行和畅销成为推动出版的强大动力。或许是从《国画》和《羊的门》的风行一时得到启示，“政坛风云文学”如今成为一个新的品种（所谓“政坛风云文学”，是我自己对这种文学现象的一个命名）。
政坛风云文学，既不止于单纯的反腐倡廉文学，也不简单地等同于“暴露—谴责”小说，而是有其更为广大的表现领域的。从文学思潮的演进来看，反腐倡廉文学兴起于90年代中期，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个人利益在物质占有方面显得越来越突出，贪污腐败和权钱交易的规模和等级都表现出空前的态势，论犯罪者职务之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成克杰，论犯罪行为涉及面之广，赖昌兴走私案拉拢腐蚀而垮掉的干部数量和级别都令人触目惊心；一方面是社会民众和高层领导都觉察到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问题和权钱交易成为普通群众和大众传媒的热点话题，中共党内的高层领袖，把反腐败问题提升到事关党的兴亡的高度加以论述，在实践中也一再加大打击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力度。顺乎时代需要，反腐倡廉文学应运而生，并且通过电视剧改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周梅森、陆天明和张平等，形成了反腐倡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所谓政坛风云文学，正是对反腐倡廉文学的深化和扩展，它把关注视点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扩展开来，变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领域和从政人员的全方位的深度展现，对人物命运和心灵的关照，对普泛性的社会心理和个性化的人物塑造的追求，成为其重要标志。
依照黄仁宇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代国民党而夺取政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漫长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把因为种种原因而陷入瘫痪的乡村权力机关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卓有成效，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庞大的现代官僚体制。它的组织成员之多和它的辐射力之广，都要远远地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它的负面，则是如朱镕基出任总理之初就明言的，各级政府公职人员太多，需要大力裁减。在跨世纪的中国，虽然说，市场化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增添了新的机遇和选择，但是，行政权力的超级权威，各级权力机关的神圣地位，权力对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和对于人们心灵的侵蚀，在中国是源远流长。何况，在铁饭碗被打破，人们的职业稳定感急剧降低的今天，国家公务员高出常人的身份和待遇，也日益令人羡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君不见，各地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连年来都是居高不下。当然，官场历来就是虎跃龙翔之地、群英荟萃之所，有志气有抱负的人们，也渴望在这里施展他们济世安邦、利国利民的才华抱负。如同一篇反映干部评价和选拔问题的中篇小说，何继青的《即将远行》中所言：“当代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当官这条道相比，其他选择皆属羊肠小道。羊肠小道的艰辛风险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付出太多而收效甚微。至于官场太苦太累想开了没什么意思之类的话，大凡是官场失意者的违心之言，或者官道得意者的虚假托词。”即便是已经在经济上发达起来的人们，财大却未必气粗，有钱未必就得志，——“看看人家混的看看你混的。在中国，最有本事的人还是当官的。你当上七七四十九年的老板你腰缠十万百万到头来还是要弄一个官儿做做。他说那你咋不去找龙书记，咋来找我这大老板。女人斜他一个媚眼，光有钱没有乌纱帽你还是一个土财主。这也是中国特色。”这是毕四海的近作《乡官大小也有场》中的一段人物对话，话糙理不糙，有这种思想的人在现实中可能不在少数。
政坛风云文学所关注的，当然不排除腐败问题和暴露黑幕，但是，在我的理解中，政坛风云文学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不止于暴露，它也有倾诉和温情，也有理解和关切，更有对耿耿正气的向往和弘扬。比如说，开政坛风云文学先河的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对于朱怀镜所跻身的那个权力场，予以了痛快淋漓的鞭笞，显然是以暴露和批判为主的；但是，在其续篇《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却似乎察迷途而知返，觉今是而昨非，自我更新，重新做人，在新的天地里有一番新的作为。他的《秋风庭院》，则是描述官场上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再比如，彭瑞高在互联网上转载率很高的《秋天备忘录》，则用欲扬先抑、欲褒先贬以及鲜明对比的笔法，写一位被人误解很深的乡长田大章，在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迸发出的奇特光芒，让人耳目一新，也会领悟作家的良苦用心。肖仁福的《空转》和《裸体工资》中的主人公，身在官场，头上也有不大不小的“乌纱帽”，但是，他们既没有什么“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没有什么“房子越换越大，车子越换越新”，相反，他们是在各自的危难局面中，煞费苦心地维持权力机器的运转，为维持和改善县里的财政情况耗尽了心血。这样的作品，与反腐和黑幕都相去甚远，让我们了解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让我们了解了经济落后的县城中的“财神爷”过的是什么日子。张继的《状告村长李木》和《清白的红生》，寓庄于谐，以乡村中最低一级的权势人物村长的胡作非为为引线，作品着力刻画的却是由此引发出的普通农民的一系列喜剧故事，读来让人啼笑皆非。南翔的《寻找匿名者》，在大学校园中一本正经地追查一封匿名告状信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围城》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嘲讽，曹征路的《贪污指南》，与其说是揭露腐败，还不如说是一种有趣的智力竞赛，充满了作家的智慧。与主题相对狭隘、艺术手法直露无遗的反腐和黑幕小说比较起来，在开掘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深度上，在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风格上，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
政坛风云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呈地域性分布。如果我的判断不差的话，这些作家又似乎多处于内陆性的农业人口较多的省区。除了作家自身的兴趣和思考的侧重点所在，这大约也出于如下原因，经济状况和生产水平的落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会使得行政权力独自坐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势作用更加显赫，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具有的敏感性和吸引力也更加令人关注。
比如说，在山西，有以《买官》、《卖官》、《跑官》等“跑官”系列小说著称的田东照，他描述的是一群来自县乡两级、老实本分的农村干部，在时下不正之风的侵袭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心态；有以《权利的成本》、《权力的界面》、《权力的终端》等“权力”系列小说名世的钟道新，他似乎对权力高层的运作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学术颇有研究；也有以《生死门》、《权力场》、《大欲壑》等长篇小说异军突起的晋原平，虽然说他拒绝狭义的“官场小说” (其实，他所拒绝的“官场小说”，大约与那些直奔主题的反腐小说相去不远，这也是我愿意将“政坛风云文学”的广义概念替代狭义的“反腐小说”的用意)。当然，还有紧密贴近社会现实，以满腔的正义感和手中的一枝笔为反腐倡廉大声呐喊的张平，《天网》、《法撼汾西》、《抉择》、《十面埋伏》的作者，茅盾文学奖和“人民作家”称号的荣获者。在河北河南，有密切关注乡村生活进程、关注县乡两级干部的生存状况的何申，有蕴含着中州后土的文化积淀而不失敏锐和机智的李佩甫、郑彦英，还有植根于河南乡村生活而进军北京的刘震云和阎连科。何申的作品，从《年前年后》、《穷县》、《热河官场》到新近的《武家坡》，都是写那些风尘仆仆的县乡干部的，对于笔下人物的理解和关切，并不能掩盖他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的严峻和处境的艰难；摆脱了好人坏人、正面反面的框框，他写的人物生活气息更为浓厚。李佩甫的《羊的门》和《败节草》，都是剖析世道人心的精辟之作；作家的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与作品强烈的情感倾向，形成内在的张力。郑彦英的《老秘》和《张官镇》，都写得别出心裁、曲折有致、铺排再三，而又波澜陡转、曲终奏雅，丰富和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力量。刘震云的《官场》、《官人》、《单位》等，可以说是开政坛文学的先河；他最擅长的是在平凡—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描述那种近乎于无事的悲剧。阎连科则另辟蹊径，他写和平时期军营中连队干部之间的矛盾纠葛和相克相生，如《夏日落》和《和平战》，有乡村经验的辛酸，也有军旅生涯的独特，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山东呢，毕四海的《选举》和《第二官场》，都是政坛文学的力作，它们不同于直接抨击腐败现象、解剖人性善恶的《财富与人性》，没有后者那样泾渭分明的爱憎，却比后者显得厚实和复杂。湖北湖南一带，则是前有刘醒龙，后有王跃文，新近又出现肖仁福和阎真。刘醒龙曾经以《分享艰难》和《挑担茶叶上北京》，让我们感受到了遭遇上挤下压、陷入困境中的乡村干部的无奈和挣扎、退让和迂回，由《分享艰难》繁衍和深化了的长篇近作《痛失》却是含着热泪让他心爱的主人公孔太平磕磕碰碰又带有几分必然地走上了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阎真的《沧浪之水》，则是一篇探隐索微的“腐败发生学”研究，作品主人公池大为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令人感叹，在现实的困境中要么被冷藏至退休，要么就被现实的生活压弯了腰，在曲意逢迎和投机取巧中奔向仕途的金字宝塔。不同于那些泾渭分明的“反腐败”文学，池大为的“迷途知返”，觉今是而昨非，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让我们就《沧浪之水》多说两句。它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出新一代大学生走出校园进入政坛之后的精神蜕变和他们面对现实的选择和迷惘。阎真的笔触细腻和圆熟，有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老到。《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现实生活的无情挤压下体尝卑微者的尴尬和悲凉，在“形势比人强”的环境中咀嚼理想信念破碎后的苦涩和迷茫：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山村的父亲，一生清白，坚韧不拔，但是，他并没有能够等候到什么“劫后辉煌”，就辞世而去，给池大为留下了深刻的憾恨。池大为有幸考上大学，走出山村，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可以与父辈的厄运相告别，孰料，被分配到政府卫生部门工作以后，那种浸润在日常的生活里的游戏规则，却又使他饱尝凄凉，面临着被开除出局的危险。他也曾有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坚守和抗争，但是，除非他不结婚，一旦娶妻生子，难免他不会被世俗的日常生活需要所压迫所改造，在现实的困境中要么被冷藏至退休，要么就被现实的生活压弯了腰，贬低了自我，摧折了士气，在曲意逢迎和投机取巧中奔向仕途的金字宝塔。不同于那些泾渭分明的“反腐败”文学，池大为从坚守清贫到沉沦于官场的觉今是而昨非，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池大为在卫生厅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中，并没有发现什么人及他自己的贪污腐化，也没有什么可以向有关方面举报的确凿证据，相反地，无论是弄权有术进退裕如的马厅长，还是越爬越高渐入佳境的池大为，在为自己和家庭改善了生存条件的同时，他们似乎也都做了不少工作；池大为当上厅长之后的政绩，冲淡了他先前的奴颜婢膝，还有些“曲线救国”的意味。这样的描述，避免了黑白两分、正邪对峙，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揭示了在地位和身份变迁中人性的幽深和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