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
作者：张志忠
前瞻性和历史责任感
如果说，刘醒龙的《痛失》是在现实生活的演进中展现某种可能性，让其由隐到显，由萌芽长成大树，那么，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则是将某种可能性投放到现实中去，试验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的生命力。二者都离不开必要的前瞻性和对现实、对民族的强烈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地处具有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中原重镇的河南作家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独特的敏感和热情，对当代政坛风云有着杰出的描绘，在河南出生和成长的柳建伟，虽然身在军旅，离开家乡多年，但他的社会关怀和历史责任感却日渐强烈。世纪之交，他的“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相继问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作家蓬勃的艺术创造力，也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生机。
他的《北方城郭》，是以反腐败斗争为故事线索而展开的，但是，在作品的写作中，却没有单纯关注贪污腐化现象的严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性，而是以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视野，对于本世纪后半期龙泉县数十年的风云变幻，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描述，营造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典型环境，深刻地显示了由政治至高无尚、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时代向商品化市场化时代的艰难转折，以及它在从首都北京、龙泉县城直到最基层的乡村里引发的种种冲突和震荡。作品所展示的，不是简单的所谓“腐败与反腐败”或者“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而是由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而成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血缘关系和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所组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在新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各种变动和风波。以此为线索，作品写了大大小小数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大多写得生气盎然，很有性格。尤其是作品中所塑造的县委副书记李金堂，堪称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血肉丰盈的艺术典型。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狡猾，个人生活阅历磨砺出来的机敏善断、老辣干练，成功地运用于龙泉县城的权力斗争中，纵横捭阖，进退裕如，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在感情的世界里，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情人，能够让一个出众的女性对他痴情多年、苦恋多年。尽管说，在理性判断上，作品中对他显然是带有很多的贬义的，可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简单化地道德化地对他做出单一的评判，而是充分地展现他的性格深度，展现他亦善亦恶、大善大恶、能藏能出、能进能退的个人才能和性格魅力，让读者回味无穷。作品中的欧阳洪梅、林苟生、申玉豹等人物形象同样是具有丰富的立体的性格侧面，是鲜活的、独立自足的生命。
《北方城郭》是对古老而庄严的乡村和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全方位回顾，《英雄时代》则是对时代变革中步伐最快的城市经济领域中，伴随着私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所产生的新气象新课题的敏锐而严肃的思索和探求。柳建伟曾经声称，要像巴尔扎克那样，做时代的书记官，这样明确而自觉的追求，雄心勃勃，促使他从《北方城郭》到《突出重围》再到《英雄时代》，在题材上由乡村及其中枢县城，从高级指挥员到基层官兵的军营，到首都北京和内地的省会城市西平，大规模地描写巨变时代的社会风情画，在时间指向上力求与时代同步，提出并解答富有挑战性的现实难题，塑造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这种追求，未必总是成功的，目光的敏锐、思考的自觉、前瞻的姿态，却使柳建伟得益匪浅。
《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和陆承伟，就是具备了新兴的、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人物。《英雄时代》的题记“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在作品中几次出现，由不同的人物口中反复说出，正表现出作者对跨世纪之交中国现实的时代感和颖悟性。史天雄和陆承伟，还有王传志和陆承业，可以说都是“当代英雄”，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格局的新变化中应运而生、相互映衬的人物。如果说，中国人正在从“政治动物”转变为“经济动物”，这堪称为西平“四大天王”级的人物，就正是表现出这种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分化、浮沉升降，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之间的调谐与摩擦、适应与交锋，以及体现在具体人物身上的种种矛盾纠葛、苦乐悲欣、生生死死、爱爱仇仇。
先从两个次要人物说起。陆承业和王传志，分别是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红太阳集团和天宇集团的老总，在他们执掌权柄时，都轰轰烈烈、八面威风过。不同的是，陆承业因为决策性的错误，导致红太阳集团的盛极而衰、濒于倒闭，他接受儿子陆明的全员推销计划，作最后的一搏，却一错再错，给企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清廉自律、刚直不阿的陆承业，以自杀谢罪，其志可嘉，却于事无补。天宇集团正如日中天，王传志的问题却暴露出来，他把天宇经营成了家族式统治的独立王国，而且经不住陆承伟给他设的财色陷阱的诱惑，用企业巨资去炒作股票，在个人中饱私囊的同时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折在“59岁现象”的关卡上。这两个国有企业巨无霸的先后倾覆，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国有企业改造，应该从哪里入手?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如何迈过改制和扩张的大门坎?
正是在传统的国有企业老总、昔日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陆承业和王传志黯然淡出的时候，史天雄和陆承业闪亮登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壮大、势头正旺的私有——民营经济的弄潮儿。
私营——民营经济的崛起，在当下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理论的滞后和生活的某种暧昧性，对于私营经济的政治定性是含糊不清的，在私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种称呼之间，是有着不同的褒贬的。
对于这些年来趁着经济大潮起起落落而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应该怎样看待，对于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如前所述，在社会上和知识界，都是有着不同的评价和争论的。是承认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具有的混乱、非正义性的不可避免，在大规模聚敛财富和“洗钱”过程几近完成的时候，认可私人财富和资本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要求保护社会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保留对于非法掠夺、权钱交易等丑恶行为的追诉权，这的确是投鼠忌器、进退两难的。
陆承伟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种困难。他出身名门，父亲陆震天当过老红军，曾经是跻身政治局的高层要员，从他手下走出的省市级干部就有几十人，现在虽然退了下来，在政坛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陆承伟自己也并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曾经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回到东方大陆，他投身商海，紧紧抓住几次大的机遇，运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抓住现行政策上的漏洞和空白，巧妙钻营，积累财富，到他登上西平的经济舞台，他已经是资产数亿元的大老板。而且，他那些在黑幕后面的交易，很难被抓得住，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连父亲陆震天的暗中调查也没有发现他的明显劣迹。他玩弄手段调动关系，操纵股票市场，进行左手骗右手式的投机，通过给王传志行贿，将其现行收购的陆川县一批困难企业转手给天宇集团，自己捞得锅溢钵满，在陆川人眼中，他却是陆川企业起死回生的恩人救星。不但是史天雄对他无可奈何，连陆震天也拿他没办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现实的既得利益者，他公开地声称，他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现行改革最坚决的拥护者，是防止前苏联和东欧解体悲剧的中坚力量：“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出现了很多暴富的机会。这些机会，我不抓住，总有人能抓住。我把这些钱挣了，总比一些不相干的人挣了的好。”“如果每个共产党人的家庭中，都有我这么一个人，这江山肯定固若金汤了。”刻画出陆承伟这样的在现实中已经成了气候、甚至举足轻重的，既不放弃政治保护色、又不择手段地吞噬国有资产的私企经济巨头，是《英雄时代》的一大贡献。
正是因为陆承伟的存在，史天雄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他富有远见卓识，意识到新兴的私营经济在未来岁月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意识到改变私营老板的政治素质对政权巩固的重要性，意识到要与陆承伟一类人争夺私营经济的霸主地位和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人。那么，在今天，这种使命将以何种形式得以体现呢?毋庸讳言，私有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竞争对手了。可是，这些年，有谁特别关心过那些私营业主们的信仰问题?又有谁统计过从事私营经济的人们，有多少是得逐利风气之先的人，有多少是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又有多少是逼上梁山?”因此，一旦感到自己在政府部门中已经难以发挥作用，一旦觉察到自己可以在私营经济中探索新的方向，担负新的使命，史天雄就断然辞职，放弃了国家部委副司长的职务，甚至冒着失去陆震天庇护的危险而结束与陆小艺的婚姻，远行西平，去充当一家规模有限的私营企业“都得利”超市的总经理，以一种与陆承伟这样的私营老板迥然不同的方式，在私营企业的领域里树立理想、信念和精神的旗帜，同时，又抱有把“都得利”经营发展成为中国的“沃尔玛”——一家在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的大型连锁超市的勃勃雄心。论实力，论计谋，论关系，史天雄都不是陆承伟势均力敌的对手(失去道德约束的陆承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史天雄还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他终于依靠自己的信念和合作者金月兰、杨世光等人的戮力同心，顶住了陆承伟先是企图压垮、后来又想吞并“都得利”的阴谋，尽管困难重重，却终于站住了脚跟，并且在与国有商场联盟的竞争和决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或许，故事的结局有些令人失望。陆承伟这样奸诈的人物，作者没有让他脸谱化，没有让他彻底烂掉，却让他在爱情选择中保留了一块净土，还演了一幕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的贵族”的喜剧(闹剧?)；史天雄呢，接受部党组的任命，接任合并后的天宇集团与红太阳集团的掌舵人，为打造中国企业界的航空母舰而受命于危难之时，不得不退出“都得利”，中止了他在私营企业中的积极探索。可以为作家作辩解的是，既然像陆承伟这样有权势背景的许多老板仍然活跃在社会生活中，而没有被清算，那就不必勉为其难地设想出廉价的公理胜利、末日审判的结局；既然史天雄的投入并不能够改变私营企业的整体格局，他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行动能够引起人们的思索，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