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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
作者：张志忠
现实主义如何才能“充分”
如一首通俗歌曲中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洪流，冲决了计划经济的闸门，商品化的浪潮，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信念，经济——社会变革的自身规律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统一时代的沉重遗产，金钱和权力的冲突与媾和，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及世界格局的纵横捭阖，国际互联网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从e时代到新新人类，从CEO到家乐福，从A股、B股到PT、纳斯达克和创业板，从克隆技术的完善到人类基因组的破译，从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谈判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的艰难步履，从利益追求的社会分化到奋斗目标的个人化，“三农问题”、“黑客”、“红客”……我们面前的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运转，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把握。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零散化、无深度、非中心，则为之推波助澜，似乎提供了非认识论的理论依据。人们关心各自的利益并非坏事，当年的“胸怀”什么“放眼”什么、却暗中连通着假大空的泥沼。
不过，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作为关注时代风云和民族命运的作家，毫无疑义地是需要超越个人的有限需求，获得宏阔的眼光和高远的志向的。追踪演变中的现实，捕捉社会的重要矛盾，思索和展现历史的某种可能性，是其必不可少的使命。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思想文化的高峰，它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思维。就广大民众的需要而言，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个人和社会，功利需要和认知期待，心理补偿和审美掌握，也不是互相排斥、绝然两分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中，人们都需要对现实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获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视野，都需要宏观地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在现实中作出功利的和道德的选择和评判，哪怕这种认识还比较朦胧、比较粗疏，它毕竟给人们感悟现实提供了必要的路径。如果没有对现实最起码的认知和判断，人们就无法立身于社会。这恰恰是具有强大认识功能的现实主义文学优势所在，是现实主义文学永远的生命力之所在。从古至今，在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现实主义文学所占的比重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永远不会衰亡。在文学的天平上，它常常是作为天平一端的重要砝码的，而另一端则是走马灯般流转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进一步而言，正处在伟大而艰难的历史转型期间的中国，不但给文学本身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迫切需要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帮助人们在纷纭万状的社会现象面前提高认识，加强思辨和识别能力，自觉地面对现实，思考生活。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就以正在演进的、最变化多端、最喧哗骚动的跨世纪文坛而言，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缺席，而且还不时地浮出水面，成为热点话题——关于现实主义文学，晚近就曾经有两场大的争论，80—90年代之交是王干和《钟山》对“新写实”的倡导和归纳，90年代中期是由雷达等发起的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因小说《分享艰难》所引发的张颐武所提出的“分享艰难的文学”，陶东风等关于文学的道德评判与历史选择的矛盾的论争。另一方面，当浩然为他的《金光大道》进行辩护的时候，他强调的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一面。这的确是非常有趣、耐人寻味的。是否可以说，在跨世纪文学的诸多流向中，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潮流?
现实主义文学，不但要及时地反映现实，还应该急切地参与现实，当然，这种参与，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的，它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敏感和思索，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关切和介入。现实主义文学，不是被动、客观地记录现实生活，而是要充分地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语)，积极地投入现实生活，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实，以磅礴的情感、澄明的理性评判和预测社会生活及其走向。就是说，不但要写他人所未写，言他人所未言，还应该见他人所未见，想他人所未想。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对现实的描述和评判，参与社会和思想界的重要论争，对当下的重大社会课题予以及时提出和解答，对时代的发展趋势作出及时的预测和展望。而且，文学的感性方式，它对于人物形象和场景环境等具象因素的优先关注，使它往往能够在对现实的发现和预见上领先于抽象的理论和学说。
回顾世纪之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恩格斯所强调的“充分的现实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
充分重视。在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讨论其小说《城市姑娘》的时候，恩格斯在积极肯定小说的成绩的同时，委婉地又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城市姑娘》的时代感问题，提出了对“充分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要求：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人物和环境的典型化处理，故事和时代性的有机融合，是恩格斯对“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明确阐释。以此而言，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存在着相当的缺失的。“新写实”的作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表现小人物的庸常、琐屑和平淡中的悲凉，其贡献在于开掘了新的生活层面，发现了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其缺失在于缺少必要的力度和概括，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也难逃感情稀薄之咎，对并不合理并不完美的现实作无奈的认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包括《分享艰难》)，在“私人化写作”、怀旧和仿古、重新诉说或戏仿历史、个人生命体验等类型的作品大行其道的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时代变革中的阵痛上，揭示出严峻的现实情境，但是，提问题的迫切和激动，使作家们对文学本性的思考和人物形象塑造有所欠缺，并且缺少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客观显示有余，主体参与不足，透露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的无奈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两种文学现象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要求“充分的现实主义”，他提出现实主义的文学，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特别强调这种典型化与时代性的关系，强调作家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高瞻远瞩。恩格斯在阐释现实主义文学的规定性时，不止一次地标举巴尔扎克作为杰出的代表。在批评哈克奈斯的时候，为了让她有一个现实的榜样，恩格斯再次讲到了巴尔扎克这位伟大的作家。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顽固的保皇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一边。但是，巴尔扎克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们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和讽刺是空前尖刻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称赞的，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确实是代表人民群众和历史趋势的。在时代巨变中，巴尔扎克“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共和派的英雄——引者)，——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充分的现实主义，要求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趋向，发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冲突，刻画新人物，展现生活的丰富性和未来的前瞻性。就此而言，在跨世纪文学中，我们看到现实主义正在力争充分地关注和表现当下的社会现实进程和人物的性格深度开掘，作家努力追随时代足迹，追求预见性前瞻性的意图更为突出，而且也切中了当下中国一些至关重大的时代命题，并且对此作出了文学的评判。
在现实中成长与回应
新世纪初年问世的刘醒龙长篇新作《痛失》，是在中篇小说《分享艰难》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我讲的是成长而不是扩展。它不是简单地演绎和堆砌孔太平的鹿头镇故事，把中篇小说“抻”面一样“抻”为一部篇幅可观的长篇小说（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许多作家所为)，而是在生活的蜕变中描述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可能性，回应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争论。
《分享艰难》的问世所引发的各种论争，有其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作家在作品中的认知困惑和感情含混。刘醒龙捕捉到了孔太平所面对的两难选择，在面对洪塔山这样的人物——既是乡镇经济支柱的甲鱼场场长(他上交的利润占鹿头镇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又是吃喝嫖赌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竟敢强奸镇党委书记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令孔太平在理智上投鼠忌器，无法下手，为了全镇的经济发展忍痛牺牲亲情和正义，对洪塔山网开一面，在感情上却耿耿难平，不能释怀。作家理解孔太平的为难，对他的行为却没有明确的判断，这使得作品在对现实的评判上暧昧不明，削弱了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不过，这不能责怪作家。刘醒龙的困惑，既是社会上流行的“代价论”、“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的似是而非的论调所致，同时，这也正是知识界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争论不休的效率优先还是社会公正优先，应该首先建立自由经济秩序、保护私有财产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首先关心弱势群体、保护底层民众利益之孰是孰非的问题。发展经济和保护正义，鼓励企业创新、创造财富和惩处腐败现象、抑制两极分化，从理论上来讲，二者应该是并行不悖、互相兼顾的，但是，在严峻的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经济与道德、形式与实质、鼓励发展与抑富济贫等深刻的悖论。这些关系处理不好，无论伤及哪一方面，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刘醒龙的困惑，源于现实的泾渭莫辨。这也是造成“如何分享艰难”、“谁为谁分享艰难”的论争的内在原因。
或许是关于《分享艰难》的论争促进了作家的思考，或许是在现实生活的进一步展开中寻得了解开困惑的智慧和明晰的判断力，刘醒龙走出了他所擅长描写乡镇和村一级干部(如《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村支书》)的疆域，让孔太平从鹿头镇走向县城、地区和省城的阔大舞台，有了进行深度表演的种种机会。更重要的是，在《痛失》中，刘醒龙的情感评判截然分明，他把愤怒和批判，倾注到对孔太平人生选择的描述和心灵嬗变的鞭笞上，刻画出孔太平这样具有充分可塑性和巨大潜能却在现实中走上歧途的独特形象。
从《分享艰难》到《痛失》，作家曾经温情脉脉地理解和同情孔太平，并且在这个具有质朴而狡黠的生存智慧又能够忍辱负重的乡镇基层干部身上，寄以了深切的希望。他廉洁奉公、踏踏实实地为乡亲们办实事，牺牲对他情同父母的舅舅一家人的利益以维持鹿头镇经济的支柱，而且一再地要他们承担种种损失和痛苦。孔太平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一波三折，好不容易上了被视作青年干部提升台阶的地区党校，又被中途撤回；在省委党校青干班镀了金，却又被发落到山头上去搞蔬菜基地；真是不知何日才能出头。但他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各种人物的好评。省委党校的教务长汤炎慧眼识英雄，断定他“是条好汉”，“头一次见到你时就感到你是个汉子”；被他愚弄过却并不记恨他的镇派出所黄所长称赞他是个“清官坯子”；舅舅田细佰认定他是“县里最好的干部”；受命给他送“活动经费”又被他退回的经手人小袁惊叹“天下乌鸦也有白的”；曾经因为爱情而深受重创的年轻姑娘缡子夸奖见色不迷的他是除了缡子父亲和叔叔外“这个地区里第三个看着女人睡在自己屋里却不动心的男人”；身份特殊的区师傅预言他十年后是“一颗与众不同的政治新星”。在各种刻意和偶然、本性和智谋的因素作用下，孔太平从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镇党委书记，峰回路转，处处逢源，机敏地处理了乡镇和县里的种种危难，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压倒了仕途上的竞争对手，如愿以偿地被提拔为代理县长，似乎印证着“好人有好报”的古语。他带领菜农们进城卖菜，吃尽苦头；他为了向上级申请经费在火车站候车室睡地板，被当作盲流抓进派出所……这样一心为民众着想的干部，确实难能可贵。目光敏锐的地委区书记通过各种方式考察他，孔太平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确立了自己在区书记心中的位置。他由处理洪塔山事件得出对于腐败现象的见解，入木三分，胆识过人，“腐败在现阶段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一种时尚，它不仅流淌在特权阶层的血液中，而且渗透在非特权阶层的血液中。像舅舅这样的普通百姓们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诚实，习惯于心甘情愿地承担着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善良，总以为自己吃苦受累是在替政府替国家分享着艰难，而不知道自己那年年都要蜕去几层皮的肩膀上还扛着许多肥硕的腐败分子……”在宦海风波中浮沉，孔太平逐渐变得练达精明，他大智若愚，知机守拙、以憨厚示人，也会不失时机地崭露锋芒，而且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很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