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文学批评职业叙事的因厄与突围

作者:林超然




  因为某种误会,侥幸进入十七年话语中心的经典作品,其真正价值却远在艺术褒奖的视线之外,《百合花》的命运与此不同,实在应归功于茅盾。《百合花》写发生于前线包扎所的一个插曲,一个出身农村的士兵与两个女性在激烈战斗中的情感关系。对"破洞"、"馒头"、"菊花"、"百合花"等一系列细节的描写, 自然、熨帖,无半点斧凿痕迹,通览十七年小说,无出其右者,无一处闲笔,堪称十七年文学的巅峰之作。作品中,小战士刚刚开始生活,新媳妇初尝爱情的甜蜜,才会有小说中相处时的种种表现,茹志娟自己也称这篇小说为"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虽然我们在回顾十七年文学时,心上多的是遗憾,文学在政治的干预下步履维艰,甚至出现了种种异化现象,但《百合花》却是别一种记录,一种与心灵有关的记录。它之所以未受诟病,自然与茅盾客观的评价、及时的保护有关。
  《百合花》既出,茅盾很快把这一故事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写军民鱼水情自是当时可以畅行的主题,他有意窄化阐释的空间,意在很好地遮蔽流淌于字里行间至真至纯的、在其时文学作品中绝难找见的美好情愫。这种努力终于使《百合花》绕开苛刻的政治盘查,取得合法地位。一篇《百合花》代表了当时中国作家汉语言运用的卓越能力,使中国文学部分地恢复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不至于被世界文学落下太远。更为可贵的是,茅盾貌似随意却正是苦心所在的那些有关作品构思、剪裁和细节铺排方面的议论,极大地矫正了当时文学流行的带有普遍性的艺术粗粝,在最艰苦的岁月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文学的真纯品性,茅盾的良苦用心理应为后世牢记。
  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必要做的最打紧的两件事便是检视与判定。检视,首先是揭示作品的意义,指引读者。批评家要充分估计到读者阅读时可能遭遇的困难,那种一般读者不易寻找的隐蔽的意义,就要由批评家来辨认,让他"翻译"成更清楚的语言,使之能被公众掌握,这时批评家只是讲解员;其次,批评家要把作品看作是一个文化世界的产品,在它的面前批评家升格为社会科学家,他引用因果关系,认定作品是由心理过程或是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批评家不在意人们怀疑的眼光,人们可能藐视批评家的论断,但一个高明的批评家完全能够说服大家。
  判定则是更深层次的批评。文学作品有两个显在的特质,一是阅读的,二是书写的。批评家应该比一般读者多看出文学的一种特别的价值,他在阐明这种价值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作某种判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见证人,一个不偏不倚而又深思熟虑的见证人,他所作的审美判断宜具有普遍意义,他是作品中众多问题最好的回答者。对每一篇新作品,批评家都要报以一种崭新而喜悦的目光,一种绝对无保留的眼光。他必须完全存在,以便给作品最大的包容和最深刻的反响;他又应该不完全存在,以剔除作品中批评者私己的内容。判定时就是批评家在给自己下结论,能否及格则看他的意见是否有所超越。
  李泽厚关于阮籍和陶潜的比较,堪为一种强有力的佐证。在一般文学史家的眼中,魏晋风度只对应较短的时期,而在此文中李泽厚将视野拓宽至晋宋,这显然是一种大胆的主张。在李泽厚看来,最能证明魏晋风度的精神的正是阮籍和陶潜,尽管他们的作品有愤激与冲淡之别,但其思想实质却惊人的相似,即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是寻求山水、安息心神,其情感实际是处于一种高度的震荡之中,他们的人生慨叹以及深沉的悲怆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人文背景。美学家李泽厚站在历史学家、思想家的高度,出入阮、陶的文字和心灵,对二人创作的文学价值以及思想认识意义进行了深度的检讨,他的见解对后来的批评家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风使人难忘。李泽厚不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字也不追求所谓的"文体感",也许恰是这些才使这篇文字比一般文学批评多了一种亲切的眉眼。
  钟嵘《诗品》中也有一段谈论陶令的文字:
  
  宋征士陶潜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钟嵘的评析,大致还是中肯的,既敬重陶渊明的为人,也指出了作家风格的奇特,真是做到"文体省净",检视与判定都在,自不失为一篇极上乘的文学批评。至于列陶诗于中品,后世因之耿耿于怀:断言"其源出于应璩",后世多觉此论无端,似也不便追究钟嵘有何大过,文学批评并不排拒一家之言,他就是这种见解,我们也奈何不得。但要说他的这篇文学批评因为"文体省净"而失去广角观照的可能而失之厚重,倒也是中肯之语。
  如今,批评家倘要对作家说话,他们采取的就是审判官的态度,或者起码是顾问的态度,这种教师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作家生厌。作家早已明了自己的艺术使命,他们都不再把批评家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因为批评家过多的蹩脚表演,使作家已看穿批评家不过是一批没有成就、碌碌无为的人,他们在批评中只是为自己没有作为而寻求补偿。作家只有在批评家对公众产生影响的范围内才尊重他们,而这样的范围几乎已萎缩殆尽。批评家不得不较多地把面孔朝向公众,但他做起来仍不轻松,因为审视与判定是躲不掉的责任,他必须奋力奔赴并试图做到最好。
  
  三
  
  克罗齐说过,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这是在嘲讽一部分批评家的胡乱解说,因为的确是有些批评对作品造成了伤害,有些伤害甚至是毁灭性的。文学批评强调个性化重塑,强调的是批评家要起到美的欣赏和再创造的作用,这是批评的最高水准,只完成解说与检视使命的文学批评,充其量只算及格,绝对拿不到高分。如今只用头思考不用心灵体味的批评家随处可见,他们每到一处,艺术的美就会远走高飞、逃之夭夭,而此时批评家并不在意,他们开始郑重其事地大做其学问。要使广大读者都能欣赏文学作品的美,批评家的指点往往至关重要。批评家应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把作品中所包含的营养,转化为一种便于吸收的精神,从而沟通美和美的欣赏者、渴望者。在整个过程中,批评家要铭记三点:其一是文中要有个性化理解,其二要有重塑的内容,其三是要尽可能用最平易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主张。一般来说,大多文学批评都不会在前两项的门槛前跌倒,却常在最后一项面前现出败绩。
  "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大要在实其虚以发微,虚其实而不窒。若以填砌还实,而虚处止凭衰弱之气姑为摇曳,则题之奴隶也。"韩少功小说的语言可谓上之上也,已达到了语言大师的水准,这得益于他对语言的深刻认知:"一块语言空白,就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次放弃、一个败绩,也标示出某种巨大的危险所在。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会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如果我们文学批评的语言一味追求高深,以至不食人间烟火,那么批评家就是人为造成了一堵厚障壁,使读者难见内幕亦不知作家所云。
  陈四益有一篇有关文学批评的批评,实在是命中了时下一些文学批评的要害,读来亦觉痛快:
   "一群蚂蚁停在一根枯枝上,枯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蚂蚁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丧生;如果他们抱成一团,树枝或许会在某个河湾搁浅,这群蚂蚁就会因此而得救。 "--这么说,太没有学问。
  换一个说法如何?请看:
  "枯枝上的蚂蚁,如果不能从更为宏观的全部自然情境把握自身的行为,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认识原则,不能顾及各种动态与静态的综合效应,仅仅凭借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行动,从广义后果论观察,它们就会步入误区。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支配语境中,蚂蚁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将使自身解救活动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败。
  "如果枯枝上的蚂蚁能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组织模式为活动框架,达成一种互惠的构成方式和因果关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从而对现有情境作出新的分析与解释,使自身的行动建立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消除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的固有语境,那么,借助其肢体语言建立的集体意识,可以实现新的规范层面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在这样一些群体行为的解构下,集体主义作为普世话语进入观念史,进而得到狭义后果论意义上的集体的获救。"
  --这么说,学问可就大了。要是在这样一段话中再加入一些外语词汇,学问就更大了。
  您把这些半生不熟的术语弄明白,至少就得花上半天的时间。等你全都弄明白了,会有一种受到愚弄的感觉。如果你根本弄不明白或者没有耐心弄明白这些劳什子,那么你就会因其高深莫测而自叹浅薄。"高深学问家"却站在学术殿堂里朝你冷笑。
  真理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们一些学问家的特长却是把明明白白的事情说得不明不白。现在大家在讨论学术规范,我希望能加入一条: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浅显的问题艰深化,不要靠堆砌术语以"震其艰深"。我还希望报刊的编辑,不要因为害怕被人讥为浅薄而刊发自己也看不懂的文章。10
  个性化重塑并不是故弄玄虚,甚至可以说个性化重塑最忌讳的就是故弄玄虚。文学批评是要把作品讲个明白,我们注意到时下有一些文章并没有达到这个最初级的目标,甚至正应了那句话"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一个有眼界有见地的批评家,他有资格担当文化使者,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引路人。应该说,一直走在当代文化前沿的人也并不少见,有一些未必来自专门的文化机构,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比之来自专门文化机构的人,他们的身上因少了些陈腐的学究气而多了些可爱。
  比起80年代以来的许多小说家,余华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他对写作有一种谨慎甚至苛刻的态度。在他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语言和结构的独创性发现出发,来建立对"真实"的信仰和探索。他的叙述冷静、朴素,极有控制力,近年其作品中现实与理想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作品中被加进了较多的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他也藉此成为后现代主义著名作家。他左手写小说,右手写评论,两方面都达到了一种让人感佩的高度,尤其是他对阿根廷小说家豪·路·博尔赫斯的解读,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
  博尔赫斯早年深受尼采和叔本华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的影响,埋头作诗并与欧美极端派唯美主义、创造主义诗人过从甚密,使其创作的内容多为读书时产生的幻想和联想;创作的主题多为他的哲学思想或人生观,如人生无常,世界混沌迷茫,任凭命运的摆布;作品的基调孤独、悲观、失望。后改写散文、小说,以怪谲奇巧见著。
  在表现手法上,其特征是时空颠倒、交叉,情节离奇荒诞,现实与幻想交织,被拉丁美洲文学界称为"极端主义之父",享有盛名。博尔赫斯1956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79年获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他的短篇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将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等古老的不可知论思想美妙地亮示出来,开创了妙趣横生的梦幻文学、游戏文学。他的诗歌、散文、文论也基本上是围绕着梦幻、迷宫、游戏开展的。
  余华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深度哲学思考著称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深有造诣,而博尔赫斯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前锋,以一种深刻解读另一种深刻,余华的这篇文字反倒清新自然,没有半点书斋之气。关于博尔赫斯的生存现实,关于创作的艺术实绩,关于他的巨大文化意义,我们都能从余华平静却也不乏高妙的叙述中一一找见,个性化因素、再创造内容连同平易的文风统不缺少,读这篇文字是与欣赏一件艺术品至为相似的感受,心中没有一点读一些专家味如嚼蜡的文字时所经受的苦楚。
  "在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只有语言和遗传代码是人类从祖先传给后代的两种最基本的信息。在人对自身的困惑、探究和理解的无穷时程中,语言占有核心地位。语言构成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它是人类所体认的世界形式,是世界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有序化的呈现。人按照其所学母语的形式来接受世界,这种形式就决定了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决定了他(她)的文化承诺……因此,语言是人性人类世界最基本的特征,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类特点的。"B11语言在文学批评中也是第一位的,个性化理解与艺术再创造固然重要,但是缺少一种明白晓畅的表述再高明的见地也无缘传播了,更何况语言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它也是最关键的内容之一,对它的蔑视必然导致我们的一篇评论文字甚至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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