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文学批评职业叙事的因厄与突围
作者：林超然
一
作为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学批评的走失使文学丢掉了一个可贵的归宿，错过了一个被郑重端详的良机，也使文学的传播陷入窘境。文学批评步入尴尬， 自有文学整体价值边缘化的时代原因，但文学批评的表现让人沮丧的最核心的因素，在于批评家只热中于争夺学院式的言语霸权，蔑视作品的真相，全不理会自身文化使者的重任，这种流弊造成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过早退场。应该说，勇于提笔写有关文学的评论文字的人都是批评家，但时下的"批评家"已特指那些以写作这种文体为专门工作的职业人。
"批评家职业化"成为当下显在的文化现象，文学批评已成为被特定人群垄断的一种业务行为，此处的特定人群无疑来自学院和专门的科研机构，余者的声音则失去了表白的机会。这种职业化的工作语言，却越来越现出盲目自恋的倾向，越来越演化为一种只有少数人才粗略明白的密码。批评文学原是一种崇高的文化行为，如今的一些评论文字却让人怀疑它几乎成了和文化对抗的自残行为，这显然是虚假的"职业化"，我们所期待是一种行家里手的发言，这种发言让读者和作家都心悦诚服，而不是故作高深的拿腔作调。
"'对今天的社会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王晓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期)我的回答是，意义在于评职称分房子出书卖书当博导，大而言之在于写大块文章指导创作管理文学市场争夺话语霸权，具而言之在于教书育人把高考作文的尖子经四年教育培养训练成初通求职报告写法的文秘，把我们的学生由有话好好说培养成有话不会好好说，由说各种各样的话培养成说出来只有一个话题一种格式一副腔调。一句话：在平静的校园里以知识的方式复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再将它推广到社会去。在创作已经成为'晚报新闻'的今天，文学和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话语却在'多元主义'的背景和系统中蓬勃生长，宛如杂草丛生。王晓明先生率直地说出了让许多人深感无趣的话，但他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在已无所谓创作的今天，在创作的疯狂神思已被治愈了的今天，在文化的阑尾已被知识的手术师'一刀拿下'的今天，所谓文学在大学中文系，按照自身的逻辑却正常地、加班加点地生产着，前者的死亡是后者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必然结果，现代性逻辑在中文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没有人胆敢于像王晓明那样血淋淋地说破它而已。"②
这让我们特别怀念那些文学批评还是文学比肩兄弟、有文学批评在而文学才更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需知汉语言文学批评的潦倒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荣耀曾差不多绵亘了一整部文学史，我们的文学批评放之世界语境也同样会引来四方的瞠目。那时的文学批评不只是与文学牵连着血脉，它甚至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固有部分缺之不可，这是文学批评自己争气的结果：它是作家和读者的导师，它用心灵去解说，用创见来指引，太多的评论文字成了与被评文字在文学史上几乎并行的名篇妙品，留下了无数"文以评闻"的佳话。金圣叹的努力便为后人深深地铭记，他的带有鲜明个性化色彩的率性指点，贯华堂批之诸才子书直可名动古今。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丝丝入扣，什么是开阖裕如，什么是赏心悦目，什么是顿开茅塞。"导游"、"媒妁"、"磨刀石"、"清道夫"之谓，皆适用于金圣叹。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不禁要击节赞叹了。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篇洞幽烛微、独出机杼的批评文字，同时也读到了一件有"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的艺术极品。
一个称职的批评家至少要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把作品中所包含的美转变为比较容易欣赏、容易领会的美，批评家是美的消化的桥梁，联结美与美的探求者，批评家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无疑金圣叹充分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指涉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诸多方面，如注重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小说语言准确性及表现力、作家的独具匠心等都有过人之处，他对其它作品的审美判定也无不有惊人之语、惊人之见。金圣叹的卓越表现实在可圈可点，他极大地丰富了"评点"这一批评方式的文化内涵，大胆将其运用于小说、戏曲、诗词、历史、哲学的解读之中，他的文字如同他的为人，在汉语文学史上可谓是至为怪异也至为生动的一段传奇。
却不知为何近年批评家的脖子似给什么攫住了不再能自由活动，当然也就丢掉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他们的文字写来写去写成了一种现代八股，孤芳自赏谓之自恋，削足适履则是自虐。应该说现代评论有着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 自然也具有更大的率性写真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这方面也并不缺乏成功者，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可为一例，他的评论恰因平实任意而赢得崇高的国际声誉。他的叮咛特别语重心长特别耐人寻味："至于评论，我也的确写了不少，长者辄愈万言，甚至达到三五万言。可是我的评论文字在有意无意间避过了正规的文学批评：一来我不喜欢削作品之足以适合理论之履，尤其不相信什么金科玉律，就算是目前最流行的，能够诠释所有的现象；二来我认为高明的评论在于真知灼见，而不在于引经据典，文末加注，术语繁多，并附原文；三来因为我认为，评论既为文，就应该写的像一篇文章。如果评论家自己的文章都不够通顺畅达，更遑论文采生动，我们又怎能相信他评断别人的眼光?"③
还应郑重提及的是，就在汉语文学的批评任性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听不进他人的劝告一意孤行、离群索居、现出过分自以为是的病态的时候，多数西方的文论却仍不失亲切，它们并不飞扬跋扈。捷克裔法籍的米兰·昆德拉是饮誉全球的文学大师，他的名字以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长篇小说《玩笑》、《笑忘录》、《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告别圆舞曲》等被世界铭记。他的《被背叛的遗嘱》(1993)是继《小说的艺术》之后作家用法文撰写的又一部理论巨著。全书共分为9个部分，作者旁征博引，更为深入地探讨小说的理念、技术以及小说的前途等备受瞩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的论述能够见证卓越的西方批评家并不煞有介事、并不故作高深。 米兰·昆德拉论述的是幽默，我们注意到他阐发的文字也极富幽默感，我们在一种轻松的气氛里毫无察觉地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对文学史的熟络，对作品的深度把握，都令我们拍手称奇。细看之下，我们更发觉其实他已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渗入其中，只是因为信手拈来、不露声色，才使我们初读时并未在意。能于多门类知识间天马行空、来往自如，其超拔之处一望而知，想来没人敢指责他不会做学问。如此看来，大搞形式主义，已使我们痛失了太多的良机，我们的文学批评渐渐失信于人，长此以往，其结局不言自明。
约翰·霍根惯于说些令科学扫兴甚至大为光火的话，究其实是我们的科学也的确给了他说三道四甚至宣判死刑的机会。他对文学批评当然也不会放过，虽然西方文学批评的灾情远没有我们严重："在大学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文学批评是最为振奋人心的智力活动，但后来，当我在某个晚上喝了大量的咖啡，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啃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阐释之后，突然陷入了信念危机。睿智的人们已经就《尤利西斯》的意义争论了几十年，但现代的一段批评文字(也是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段批评文字)却是：所有的文本都是'反讽的'，它们具有多重意义，但没有一种意义是权威性的；《奥狄浦斯王》、《地狱篇》甚至《圣经》，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只是玩笑'，不能仅仅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关于意义的争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一种文本惟一的真实意义，就是文本自身。当然，这段妙论也适用于批评家们。人们陷入解释的无限回归之中，没有一种解释代表终极的结论，但每个人都仍在争论不休!"④
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一道共同完成文学活动的全部过程，而文学批评的尴尬使文学缺失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性和规定性因素，从而使文学处于半失控状态。这一切必须尽快改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文学批评少些跋扈，多些热忱；少些自恋，多些谦和；少些做大学问的正色，多些与人谈往的赤诚，则一切都会变化，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都会得其所哉，都会有大显身手的壮阔远景。我们对汉语文学批评祖脉失传的无所谓态度，我们对西方貌似轻浅实则深入的平和交流语式的排拒，我们放弃艺术而投奔一种新的玄学，几乎使我们的文学批评输光了全部家当。文学批评的话语权被一些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垄断；有相当数量的学术期刊在不顾操守出卖版面，这让人想到典当，想到离此并不遥远的乞讨生涯；太多的学术期刊不再奢望什么发行，成了邻里相识间一种廉价的赠品，这足以引起我们带有最大关注色彩的警惕。
二
"自从文字能被用来记录和储存作品以来，批评似乎总是陪伴着文学，有时是跟随它之后有时是走在它之前。因为如果说作品经常引起批评的话，那么批评有时也启发作品。批评的出现丝毫不足为奇，因为批评就是判断，即使不作出判断，起码也是在锻炼自己的判断力。每一个读者都是潜在的批评家。当作家重读自己的作品时，他自己也成了批评家。然而，随着批够成为一种制度，它就想肯定它的权威并为之辩护。"⑤杜夫海纳为我们展示的是批评的自发的初始状态和批评的制度化，从中极易看出对于批评家的要求显然高于一般的读者和作家，批评家的文字必须极为特别。
我们还记得别林斯基被引用较多的那句话："批评不是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中介者和调解者，它是理论对实际的应用，那个被艺术所创造而不是本身创造艺术的科学。"⑥其实这句话讲的并不确切，因着它的误导，许多批评家放弃了对自己更高的约定，但是文学批评完全有机会成为艺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不可懈怠。认定文学批评写不成艺术无疑后患无穷，目标本身的低下，必然殃及批评家的写作热情，这是带有方向性偏差的错误，它足以使批评家不振作，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文学的力量和价值取决于它同生活的对应关系。批评家的使命就在于条分缕析地为读者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作家怎样从生活前线撷取素材，又是怎样咀嚼成篇的；判断作品是否有效地反映了人生世界的本相，程度如何，有无预见性等等。龙应台曾慨叹过"台湾没有文学批评"，她的理由是："学院门墙里的评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是专家与专家之间的沟通密码，对长远的文学生命固然重要，却与广大的读书人口完全隔绝。门墙外的实际批评，或者是庆贺开张大喜的文字花篮，或者是主观而情绪的个人感想，而绝大部分的新作品只是悄悄上了书摊、悄悄被人忘怀，金块与垃圾命运一同。畅销作家不会寂寞，因为他有读者的反应、出版商的追求、同行的嫉妒。可是大部分的作家都不是畅销作家，真正优秀的作家也不一定是畅销作家；那么，不畅销的作家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他必须倚赖有眼光、有良心，而且有声望的批评家给他回响，给他刺激，否则，创作的路就太寂寞、太死沉了。在一个缺少批评风气的社会中写作，就好像在黑暗中献技。"⑦她的结论乃至得出结论的理由，均可移用于当下的大陆论坛。
一篇优秀的文学批评是能够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因为这样的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判定和引导，而且标示了当时的文化走向甚至是人生世界的大前途，它具备了警策人心的意义。而更为超拔的文学批评则可在至为关键的时刻陡然站出登高而招，起到一锤定乾坤的作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那就是他们同时也是非常活跃的作家，尽管身在政治的高压下，大多文学批评沦落为一种政治图解，但仍有一些批评在以一种热忱真心真意地讲述，在十七年文学史中印上后来者由衷感佩的脚迹。可舆论已高度自由的今天，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的嗓音却有些喑哑，人们听不清他们的表白，或者干脆失去了聆听的兴致，实在是一桩咄咄怪事。四十多年前茅盾关于《百合花》的权威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划痕，却于今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