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谁变文学定法
作者：贺仲明等
何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现实意义，由于我们现行学术体制的依附性，必然会对体制内的研究者和批评者带来许多的束缚。在高校里个人的研究是与个人的现实生存息息相关的，许多时候衡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并不是看他有多少的创见，而是看他拥有的课题，课题的级别，论文的数量，特别是论文在哪些刊物发表，而课题和论文又和职称、工资、住房、津贴，甚至社会荣誉联系在一起，这就导致高校学术体制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充满了功利色彩，而且，在当下，一定程度上，课题的审批和刊物的出版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垄断在少数部门和人手中，无疑这又加剧了高校学术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蜕变为资源的瓜分和争夺，在思考文学问题之前先得思考生存问题，先得学会揣摩风向。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学研究最终会为谁去立法。
张光芒：你说的这个问题也直接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占据最有力的传播权力的文学史绝大多数是教材型而非专著型，是“集体作战”类而非“个体写作”式，是彼此重复、观点中庸者而非个性突出、见解深刻者，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使用和推广哪种文学史、哪种文学批评和研究范式，首先取决于谁可以拥有强大的资助以及足够的权力，或者只要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另一种权力——即能够占据充分的媒体资源——也行，至于其内容本身到底有多少突破，多少新鲜的见解，对学术有多少推进则是其次的事情。这种“权力”所带来的潜在的后果更是巨大的，在学术的名义包装下，一些或片面或陈腐或浮躁的东西，会深远地影响一批批、一代代人的成长，它既表现在文学观念、写作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上，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终生的思维方式。
晓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的地位越来越高，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高等学校真应该有相当的责任意识，但高校目前的学术体制的负作用已非常明显，打假、反腐天天有闻，而更隐蔽的是在方法、导向上。这几年来文学批评的风气，乃至文风、文体都在跟着高校走，现场的、感性的、鲜活的越来越少，这是令人忧虑的，现在，哪一个学术刊物变为核心，就意味着它的生气将会与日俱减，当然，高校也不是孤立的，比如还得与国际接轨什么的，想想，权力真是可怕。
汪政：我前几天在祝贺一本文学批评刊物成为“核心”时就表达了我的担心，学术再怎么规范，大一统格式化总是可怕的，这是集权意识的现代翻版，文学研究的生气与自由不仅表现在说什么上，也表现在怎么说等形式上，从这个方面讲，现在的所谓学术规范包括文体是不是进步，真是很难说，我想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目的还是为了交流，如果人为设置障碍，阻塞交流，那不是南辕北辙了吗？现在到处讲规范，我觉得都有点本末倒置，成为权力的泛化与游戏。
贺仲明：“规范”确实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如现在许多高校都将科研成果进行量化，在计算时，文学刊物上的批评文章就远远不能与各种学术核心期刊相比，有些高校甚至不将批评文章算为科研成果。这自然会影响学者们参与到文学批评中间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文学研究界与创作界的隔膜。我个人觉得，在当前，这种隔膜已经相当明显，相当深厚了。
汪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与现代学术体制如何定位文学学科有关，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多大程度上追求通约性与普遍有效性？而从目前的学术制度及研究方式而言，课题制、项目制也在技术上助长了这类研究中冲淡个性、追求认同的学风，现在的研究者，包括创作界特别害怕孤独，特别害怕被漠视，被冷淡，从众与领众的心理都非常强烈，“队伍”意识非常强烈，其实，个性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固然不拒绝认同，但不能建立在牺牲个性的基础上。
张光芒：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既需要学术体制的自由度，更需要知识分子对体制的超脱，需要建立对文学真正的关注和热爱。高校不应该成为躲避风雨的栖息地，更不应该因此而束缚自己的创造力。
贺仲明：福柯曾经非常详尽地剖析过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对此，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肯定都会有所感触。我们以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为业，对其中权力的感受自然很深。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这种权力体现的几个方面，几个技术层面的权力。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每一个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逃避，甚至无法拒绝。但我想，这种权力其实并不是完全自律的，它需要社会和大众的认可。如果有一天，文学失去了大众，被社会所抛弃，这种权力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运用这种权力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要对自己，更要对文学负责。否则，就有可能像一个不高明的玩魔杖者，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将魔杖丢了。当然，还有方法上的问题。若能让魔杖不丢，又能玩得漂亮，吸引人，自然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