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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变文学定法
作者：贺仲明等
我们前年调到南京工作，许多从未谋面的朋友现在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能说的话差不多已经说尽，只剩下文学了。说得多了，心想不如整理出来，也算是雁过留痕。
来南京后，将家安在龙江小区，在南京秦淮河的西边，人称“河西”。在南京求学时，这里还是大片农田，现在早已是高楼林立。河西新城与河东老区恰成对照，新与旧的对峙互渗构成这座六朝古都城市当下的文化格局。而且我们的聚谈也大抵是在旧中求新，于是暂且定名为“河西对话”。
经常聚在一起的有南京大学的张光芒博士、南京师大的贺仲明博士和我们年轻的老朋友何平先生。我们每次聚会讨论一个话题，并推请一位作为召集人，由他提出主要观点，安排结构，收拾整理。这次谈的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可以看出来，在一个学术话语潮起潮落的时代，对“权力”的追逐愈趋激烈。这会对文学研究构成怎样的影响，文学在这些“研究”中又会变幻成怎样的面目，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感谢《文艺评论》及主编韦健玮先生，听了我们的设想后，慨然提供版面刊登这些对话。
是为引言。
汪政 晓华
2004.5.23 南京河西
河西对话之一
召集人：贺仲明
参加者：汪政 晓华 何平 张光芒
贺仲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已显得越来越迫切，不可回避了，比如当代文学的评判标准。旷新年等人在去年的《南方文坛》上撰文对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口号所蕴涵的评判标准依然是政治标准，只是从以往的“左”转向了现在的“右”。当代文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就是文学标准尚未真正建立，其背后寓含着“谁为文学立法”的关键问题。
汪政：标准、经典连同文学史意识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关注本身就非常有意味，一是原先不成问题或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依然是问题。比如标准，这本来可能是一个经验性的相对性的概念，40年代统一了，然后80年代再来质疑、颠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去统一，没事，你统一了，再想不统一，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晓华：我认为，文学研究在其话语过程中应当保持相当的空间与弹性，体系、概念、逻辑、明晰要给经验、现象、感觉与模糊留下余地。比如标准，从宏观上看，就是一个经验与“惯例”的产物，是作品与读者反复选择、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文学与非文学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传统与当代斗争、妥协的结果，绝对的、清楚的则无，相对的、模糊的则有。我是主张经典与标准的多元的，这也是一个权利的问题，谁为文学立法？作为一个个体，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经典或者选择的权利？
何平：我想仲明提出“谁为文学立法”，其实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谁能获得立法的资格；其二，立法者的立法依据。应该说，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文学研究从来没有以为这两方面会出问题。我们不妨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比如文学革命，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先知先觉的启蒙者自居，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文学的立法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思想和文学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当我们现在再回到“五四”思想文化运动的现场，重温他们的文学立场，不得不佩服他们自以为是的勇气，那是一个出英雄的年代，几乎每一种西方文学标准都被作为当然的标准拿来指点中国新文学的重建。这样，当文学的守旧者已经溃不成军，布不成阵时，谁还会去追问：谁是文学的立法者？谁有权为文学立法？即使有不同的声音也会被压抑、掩盖。至于到了“政治原则第一，艺术原则第二”的时代，谁还会去操心“谁是文学的立法者”，如果有至多也只能腹诽腹诽而已。
张光芒：看来，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标准问题首先应该区分两种角度：其一，从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宏观视野看，我们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并为大多数人认同或基本认同的标准？其二，每个评论家或文学史写作个体是否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并富有独创性和一定深度的标准？“文学标准尚未真正建立”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这两种角度直接相关。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有的是大一统的标准，而缺乏学者个人化的标准；而近年来的问题不同：“文革”前那种大一统的政治化的标准失效了，“文革”后一度流行的那种历史—社会学的批评标准或者文化学的研究标准也不再独领风骚。就此而言，文学史写作标准的丧失恰恰是文学研究追求现代性的反映。
贺仲明：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中，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与批评，就必然要蕴涵一定的评判，体现一定的标准。大一统的标准当然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许多标准还停留在过去，甚至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如所谓的“红色经典”的史诗式标准，并没有在八九十年代得到非常有力的清除和矫正。这一点，在多部当代文学史中看得非常清楚，它们都还是沿用以往的“经典”方式来讨论文学。其实，这一标准的许多方面是完全背离文学现代性的方向的。如《保卫延安》、《红日》等，当时仅仅以政治性得到认可，或者说是它们只是在特定环境下有一定意义。我们今天再沿用这些批评标准，确实是严重滞后于文学创作的。由此可见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重要和迫切。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标准，就会使人们对当代文学的价值问题产生质疑。同时还可能会误导作家，会使他们在创作方向上陷入迷惘。
张光芒：仲明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很突出的。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两张皮”问题，即对偏向于“左”与偏向于右的两种文学史现象存在着两种评判标准与价值参照。这些年来“重写文学史”所取的成功之处大多体现在过去被批判被压低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重新评价上面，与现代文学史极力“抬高”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徐志摩的文学成就一样，当代文学史将十七年间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反映个体精神的“潜在写作”突出出来。在这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在“回归现象”上的确取得了切实的效果。但对于那些“红色”创作、“左”倾思潮的评判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原因即在于文学史写作者没有用与切入前一类创作现象的同一的标准进行叙述，以一种模糊的“历史的同情”掩盖了立场与标准的换位。或者说，文学史写作对前一类创作倾向于“审美的批评”或“人性的批评”，而对后一类创作又倾向于“历史的批评”，从而造成历史叙述的内在分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个性意识强烈、人性化倾向明显的创作常以“坚持人道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主体性突出”的话语彰显其文学史意义；而对于弘扬集体意识、描写个人如何经过自我改造及被改造从而融入历史大潮的创作，却又以“个人奋斗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为理论资源加以判断。再如洪子诚在写作新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时，就承认“‘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但本书又不一贯地坚持这种尺度。某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虽然在‘审美性’上存在不可否认的阙失，但也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应该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这种“两张皮”现象不能不说是亟待突破的一个瓶颈。
何平：我们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标准可靠的时代，所谓标准就是意义，标准让我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没有标准和标准的多样化都可能导致个体对世界把握的困难，前现代和现代时代的标准与权威就像匮乏时代的物质选择，确立和认同都比较单纯，一旦选择的可能性多了，反而容易产生无所适从的标准焦虑。当下标准的游移不定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每一个文学批评者和文学史研究者身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针对不同时段的文学现象持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如果能贯彻到底还是能够看清某一时段文学现象的独特性的，因为除了标准问题，文学研究还存在视角的问题，要为每一个文学现象都寻找到一双合脚的鞋，标准和视角不做一些变通恐怕也不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按主流意识形态标准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徐志摩等作家会成为漏网之鱼，现在换一个标准重新去梳理这一段时间的文学，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就像几年前海南出的一套对作家重新排座次的作品选，你不能简单以为“没有了茅盾的20世纪文学史完整吗”的质疑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刚才晓华说到标准的相对、模糊，我想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其实就是在这种标准的寻找中完成意义的生成，因而，我们谈论标准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征服、打压与取代中定于一尊，而是选择、比较、碰撞和对话中让标准自己显露出来。
晓华：所以在检讨过去标准问题的失误时千万不能再犯同一种错误，在文学领域，乃至一切人文学科，都切忌使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与学科的进展本身就是标准，它是未定的、生成性的，它们是标准化社会中的例外。
汪政：我个人觉得谁也没有为文学立法的权利，但谁都可以是自己文学的立法者，个人的阅读具有天赋的权利，我只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经典，说白了，它离“我”非常近，它对“我”的成长具有意义，坚持了这一点反而不会导致标准与经典的相对主义，因为人同此心，心同一理，人们总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因而会作出相似的选择。
张光芒：所以，现在更迫切的问题不是能否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的问题，而是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者有没有自己的标准意识。文学研究在本质上也应该属于“个体写作”，许多研究者要么追逐着别人的标准，要么使用着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独创性的标准，更有等而下之者几乎从来不考虑标准不标准的问题，或者跟着感觉走，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而随意转移价值立场及角度。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这些年来，无论现代文学史或者当代文学史，极少有学术型的专著，绝大多数是“集体作战”的“结晶”，不同文本之间除了视角、作家作品的选择有所差异外，在价值判断、文学史观等更深层次的结构上大同小异。究其根源，这与研究者自身的文学史意识的浅薄、价值标准的游移是分不开的。
何平：光芒提的这个现象很有意义。我至今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总习惯以集体写作的方式进行文学史的写作，一些文学史著作甚至喜欢把多少院校多少研究者参与其中作为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这种集体写作的模式在学科开创之初好像还能理解，毕竟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来做，何况事实也不尽如此，以现代文学为例，在工作基础不见得比现在好的情况下，周作人、朱自清、王瑶不都独立完成了他们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吗？我看这还是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的潜在心理在作怪，但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力气活，人多了大家聚在一起，要目标统一，那只能牺牲个性，而到了具体的研究、写作中间那些为了共同的目标牺牲了的个性又在涉及到具体的研究对象时起死回生。
贺仲明：文学史的集体写作现象的关键还是在于作者们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标准，就像汪政说的从众心理。从深一点来讲，这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文学标准确实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相对性，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知识分子，又确实具有为文学立法的职责和义务，要明确一个大的方向。尤其在评判当下文学时，有没有标准，用什么标准，确实是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事情。事实上，当前文学研究的转向也密切联系着文学的标准问题，比如当前正热门的文化批评方法，许多批评者所持的标准就是文化标准而不是文学标准。在他们眼里，文学作品只具有文化文本意义，艺术上美不美，思想上深不深刻，都在其次。最近由李陀等人发起的对“纯文学”的批评，就体现了这一批评的力量。
汪政：这与标准问题有关，是标准迁延的结果，而且，它涉及到文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文学，如何看待文学。仲明的这个话题让人们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文学“向内转”口号的提出以及引发的讨论，这个事件意味着文学向自身的回归和对自身的关注，同时，文学批评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学批评逐渐失去了过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而审美的形式主义批评多了起来，批评走向多元。但是这样的情形到现在又变了，文学开始“向外转”了，文化研究热了起来，注重当代性，关注一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层面，注重对象与外部的关联和对现实的介入与批判，在这个氛围里，文学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成了元素，成了素材，它已经不可能再拥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了，审美价值判断也变得非常困难，有时一部艺术上拙劣的作品对一部形式上精致的作品更适合文化研究者的口味，因此它或许表达了一种被文化研究者认同的文化诉求。所以，在目前，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倾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批评会不会被文化研究同化、取代和挤压？批评会不会“得意而忘言”？这确实是让人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