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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多元视角下的使用祈相
作者：张 炜
《拿来主义》让我们上溯到历史的深邃之处，看到东西方文明曾有的一次冲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较之今天的全球化，这种冲击虽已不值得惊讶，但思维的产生总是由着既有文字的顶缸，所以会有无止境的创作。“拿来主义”一词是鲁迅的独创，特别是其中的反映思想作风的“主义”两字涵盖了鲁迅诸多的讽刺和无奈，这种深层的可能的诠释使鲁迅作了实质上的文字对思维的趋向性导引，体现了当今人们对“拿来主义”的非同寻常的超值性的恩宠。换言之，现代语义下的“拿来主义”已超越文字本身的自然属性的含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行动指南，十分有力地体现了文字对思维的一次成功干预，并且由“拿来”筑建现实无数新的思维存在，在本文的开端，我们已经引述了关于“拿来主义”的诸多解读。
法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这样的话：“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19]因为符号具有虚指功能，这样思维和行为的多种展现便变得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给了我们解释“拿来主义”作为符号的另一种枢纽，也即“拿来主义”一词具有现在多重辨析状态下的解读。因为有这样的解读空间，“拿来主义”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大家一起信崇“拿来”，而且常常把“拿来主义”从鲁迅的文章中拆卸下来，语义含糊地使用在各种情形里，但主体思维却未脱离鲁迅的文本语境。这样我们便发现一种离奇，即丧失“人本”的抽象，而在着力于当今个性的时代却那么“昂然”地让个性意识退场，这不能不说是缺乏客观识别的儇薄性认识，或者说“拿来主义”已经成为当今话语里的集体意识，只要一提学习吸收有用的东西，我们就会脱口而言“拿来”，把鲁迅命题中最重要的“挑选”抽取捣空。这情形好比《荀子·宥坐》里提到的“欹器”，那个一满即翻的容器，自得其圆的习惯思维已被各取所好的功用目的重重地打压着，人们从思想文化诸领域出发，纷纷加冕给预想观念下鲁迅话语式的非“拿来主义”本义的“拿来”世界。但这样的认知附会的大场景却让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拿来”现象隐含着我们当今文化研究中时刻有着的那么一道画地为牢的“金箍圈”，譬如许多创新时常只是纷纷扰攘地遑遑于字典意义上“握持、取、擒捉”的关于“拿来”基本释义下的翻样而已，[20]许多人在使用“拿来主义”时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其实是在误用，相反却以为自己用得很道地呢，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证明现实中的我们时常走在文化退守这条道儿上，因为“拿来主义”已被脱离文本而衍变成一个乞援性质的符号。
不用讳言，我们自然会生发出这样些疑虑，即在《拿来主义》一文的文本深处是不是蓄藏着某些已经起作用而我们并未察觉的局限？也就是说，“拿来主义”指向的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思想意识呢？或许是因为这意识内容的镜像性缘故，今天我们对“拿来主义”实质上的把握显得那么需要摇唇鼓舌？这诸种疑虑给了我们这样的可以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拟态空间，即“迄今为止，除了上帝、神这些永远不会现实化的事物才可能优于现实，任何创造之物都必须现实化才能够被我们所把握。”[21]顺着这样的美学理念剖析“拿来”背后潜在的可能意识，并且设立文本内容和现实事物可能并置平行的视角，于是对鲁迅我们有了这样几个发现。
一是鲁迅论证“拿来主义” 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文化的道德束缚。一般而言，鲁迅对社会的抨击向来是渗到骨子里去的，譬如面对外国人盛赞的中国生活，鲁迅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22]鲁迅对现状的鄙视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全方位的鄙视，如在《拿来主义》里鲁迅提到鸦片、烟枪、姨太太这些实质上的殖民化的东西很能说明鲁迅憎恶晚清以来日渐沉陷的西化市井生活。[23]这样我们感到鲁迅在愤怒揭示“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等封建伦理罪恶时，[24]他并没有放下传统简单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相反却用很传统的方式去应对传统社会被消解后的种种硬腔，又称自己“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25]由此我们看到鲁迅观念里被挟制的旧文化，也同时认可鲁迅拿老宅作比来论证“拿来主义”的必然性，因为鲁迅在看待“拿来”的问题上显然当下没有比老宅更合适的事物来。鲁迅未摆脱文化束缚,说明鲁迅虽然身处都市文明中心，但作为社会永远的批判者，鲁迅却在思想的夹道中选择并不摩登的话语方式来扭转中国文明的极度落后，并希望使“拿来”概念下的新文艺得以在老宅里继续构建，而不是“送去”式的乌托邦。还因为鲁迅潜在意识的这种“旧”，《拿来主义》里他会以自负揶揄的态度调侃西方的时尚文化。如果略加分类，这些“送来”的西方文化不见得全会“发生了恐怖”，譬如电影，现在看来只是启蒙海派文化的一种推进器罢了，况且鲁迅常常饭后带许广平和海婴一起去看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最新片子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鲁迅的“拿来”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客观宽绰的视野里。
二是“占有、挑选”并非统筹概念上科学经济的“拿来”之道。照现在一般人的智慧性思路，对物的认同总是先挑选再拿来，而不是相反，也就是有用才会去索要，否则占有拿来了并且挑选完了后，剩下的东西与其是处理还不如先前努力“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不去“占有”无用的东西为上。在经济控制理论里，对事物的取用有非常严格的杠杆平衡标准，十分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不是无序的情绪性的估量状态下的驾驭。由此可见鲁迅在看待“拿来”的问题上并不十分经济，他只看到面对中国已有文化我们在承继方面必须先是“占有”然后进行“挑选”的处理办法，但这种思路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不管你挑不挑选，中国既有的一切是你无法逃脱的存在，这也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民族性，所谓“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26]文明的土壤就是这样散漫着袭扰着熔铸着每个人的生存信仰。这也好比我们剧烈地探讨封建史，封建制度的内部调节功能早已使中国成为“家天下”的盛大容器，而近代社会即使受殖民文化的血腥刺激，这种以“家天下”自居的对修复动荡社会的古老信心依然牢牢地驻扎在文化的根基上。而在鲁迅的时代，我们处处能看到这种痕迹，这种拼命修复的痕迹，甚至把这样的修复看成是一次又一次的大输血。譬如“五四”启蒙运动，譬如各种政治党派文艺社团的兴盛。所以收拾“老宅子”，鲁迅不说，我们也会去收拾，也会先占有再挑选，这是处理已摆放着的无法湮没的硕厚的历史遗产的常识性的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以说，鲁迅讲“占有、挑选”实质上更适合于如何看待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不过，鲁迅所说的这种秩序下的“拿来”，实际执行起来其实十分困难。前面我们已经略论了个中不经济的理由，这儿需要强调的是现在我们在接受外来强势信息时，我们绝不是看见什么便穷极思穷似的急巴巴地“占有”什么，而是“挑选”后才加以占有和吸收，否则由此的“拿来”肯定会导致必然迂拙的囫囵吞枣般的加速生命衰竭的克隆结局，而不是嫁接出一片簇新的郁郁秀木来。
三是比喻论证使“拿来主义”一词缺乏规约性的清晰解释。在现代汉语里，比喻这种修辞方式可以使语言变得丰腴流丽，但也预示这样一种可能，即比喻的本体需要作为文学想像的喻体之外的说明才能道明说清，才能消除比喻往往给读者留下的表意不明晰的疑团，而“拿来主义”恰恰又不是一叶知秋的贫语素词，这给了我们众说纷纭的解读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若我们追究“拿来主义”今天的种种理解，看来是只能去寻找鲁迅的文本原因。在写作《拿来主义》一文的前一日，鲁迅写给《集外集》的编辑杨霁云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版；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秘诀的小册子，其实哪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27]这段话如果用以争衡比较“拿来主义”，我们很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重重矛盾，因为关于“拿来”其实鲁迅自己还只是停留在高瞻远瞩的观念预制上，现实世界里许多人的“拿来”并不容鲁迅乐观。所以“拿来”该需要怎样的“脑髓”、怎样的“眼光”，鲁迅并没有清楚地或者能够自圆其说。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在看待“拿来”问题上鲁迅的思考是模糊的有缺损之处的，这也是导致鲁迅对“拿来”的原诉意向和今日读者的派生意向千差万别的直接原因。
四是“拿来主义”的真命题从狭义上看只是批评“送去主义”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章里鲁迅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28]显而易见，“拿来”应对的只是“送去”而已，但问题是下文的结论里鲁迅却把文化概念内的“拿来”转变为文艺发展的范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29]由于鲁迅前后对“拿来”语用语境表述的不一致，时下对“拿来”的解释自然会滑向一个十分宽泛的意义层，会出现超脱文本的实用意义下的“拿来”，将“拿来”理解为对自己缺乏的、看着新奇的外来文化的拿来。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拿来”的明智之道是理性意义上的借鉴，而非简单套用，也并不是因为缺乏“拿来”我们才去拿。譬如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李约瑟博士实地考察了中国文化，认为世界上有一百多项发明是由中国人独创的，大大震惊了西方世界，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认识的盲点。同时当时中国大量的留学生在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探索精英知识时也大量地把中国文化撒播到西方的田野上，以至于在毕加索的绘画里我们也能看到东方人特有的黯淡内敛的神色。所以接受外来文化或传播中国文化向来带有很浓的自然选择因素，有其选择的必然性。由此我们谈“拿来”如果是从鲁迅的文本出发，我们应该仅仅是把“拿来”看作是对停留在“送去”的怯懦文化观的积极应对才是，而不是把“拿来”扩大延伸到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哲学高度。这样消除了对鲁迅的潜在文化崇拜，我们也就能真正理解“拿来”的文本涵义，理解鲁迅的煞费苦心，也同时还给我们一个消除神性束缚的精神自在下的解读鲁迅的本真空间。
总之，“拿来主义”是鲁迅为上世纪的迷茫而找寻的一条体现拯救和期待的预设性智慧之道。理所当然的，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说“拿来”绝对不会是鲁迅意义上的“拿来”。我们假想一下，如果鲁迅还活着，面对现实思维中的许多粗砺以及断章取义、浮躁马虎的问题，面对那么多关于“拿来”的趣解曲释，他会用怎样宽赦的耐心来打点这些需要补补搭搭的琐屑呢？不言而喻，“拿来主义”的被通解化是有其因循顺势的莫大理由，而可以肯定的是荫庇当中的守望般的使用祈相恐怕是我们现在所置身的强劲时代思想的又一次趋众性的离场。
①冯光廉：中国新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假如拒斥西方文化的有益营养，将失去一种强劲的丰富自我、充实自我的动力源泉，使自己变得封闭、狭窄、贫瘠、衰微……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思想，同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文化观念，都是相违背的。（见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页。） ∥ 冯光廉：鲁迅早期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后期主张“拿来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全面彻底反传统问题。（见同书第25页）
②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备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见陈平原《“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