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拿来主义”：多元视角下的使用祈相
作者：张 炜
粗略梳理时下“拿来主义”一词多元视角下的解读，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种理解。一是文化视角下的解读，如认为“拿来主义”是指批判继承人类一切文化遗产，同彻底反传统是不相抵牾的；①认为“拿来主义”是与国际接轨的学界研究口号；②认为“拿来主义”是指为了国家的进步，不惜拿来西方的道德。③在这个视角下，“拿来主义”被看成是倾向于对西方有益文化的吸纳，还包括经济的、政治的诸多西方文明成果。二是文学视角下的解读，如认为“拿来主义”是一种根据本国的需要，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挑选下的拿来；④认为“拿来主义”是“用西方的东西来武装自己”的文学观，并认为这种思想造成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⑤认为“拿来主义”主要指的是外文翻译。⑥这儿比较多的是从文本内在的逻辑角度出发，对“拿来主义”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认识，以凸现其比附性的动态特征，使“拿来主义”打破封闭，在吸纳外来文化中提高本民族的品相。三是社会视角下的解读，如将“拿来主义”单向度化，正词反用，视作似照搬照抄。⑦这显然是出于对不分利弊的机械性“拿来”的讽喻，针对的是人“官本位”的习惯思维方式，即人在权利和金钱操纵下的物化世界里要保持着清醒，决不能虚仗“拿来”来图谋所谓的“政绩”。这个视角下对“拿来主义”还有十分世俗化的解读，如认为“拿来主义”就是省心省力地拿了来的意思，也即不加思索地搬用外国时尚的意思。⑧这种理解是把“拿来主义”看作是个富有中国式情貌特点的语词，看作是实用语境下为就事论事目的而进行的借用，实在是和鲁迅风马牛不相及。这不得不使我们由此生发这样些疑问：是什么在驱使“拿来主义”一词产生诸多阻隔离散模糊片面的解释？是什么语言沉疴积储在文本深层结构的篱笆里？鲁迅写作“拿来主义”究竟是在摆脱当时怎样教条式的僵死？“拿来主义”现象是否成如来佛的佛掌般标识个性意识的建立仍然被置于边缘地带？“拿来主义”是否是新状态下文字对思维的一次成功干预？这种种问题展现的不仅仅是语义范畴上串珠式的解读碎片，同时也在质疑对经典的不同评析审读方法，且在实质上意味着需要穿越时空的新的整合。
拿来：文化通观下的冀望之道
现在我们把视线引向问题的聚焦点上，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拿来主义》一文对照今天究竟有怎样特别的写作视阈，对鲁迅的理性思维进行一番探赜索隐，看看鲁迅的“拿来”按覆在上个世纪的人怎样的精神经验里的。要收受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鲁迅的杂文给予一个能加以鉴戒的分析尺度。当前，关于鲁迅的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鲁迅成为阶级论者后的杂文创作持边缘化措置状态。⑨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其原因如果从社会角度出发，鲁迅杂文所冲撞的均有所指，也即都有可相衔接的史实征候。譬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对梁实秋公开鼓吹的“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论调的奋力抨击，又如《迎神与咬人》就是鲁迅针对当时上海“大世界”张天师作法祈雨和国民党官员禁屠之类迷信活动而焚燃他满腔的愤懑。但我们不能因为文章攻击时弊的缘故以及和当时衰微的政治文明的至密关联，我们即想当然地把鲁迅后期杂文贸然加以肢解，否定其文本的生命价值，而把文学简单概念化为社会圈外的文人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拿来主义》不仅在当时用于同反动文化韧战，从今天的视角看去还有着很大的对社会潜在的推己及人的价值约定。由于鲁迅在中国当代史上的特殊意义，《拿来主义》一文被最大程度上“集体阅读”，教科书上关于“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解释早已深入人心，这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可以栽植“拿来主义”的应该是怎样一块土壤？由“拿来主义”出发，通过“占有”、“挑选”，鲁迅是否由此建立了一种可以激活本土文化的新主张？自然，我们要在这里归结“拿来主义”的种种特殊。
我们知道，至今已形成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别实质上是别之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这也即季羡林所讲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不同，前者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后者是局部概念、个体关系。⑩从历史角度望去，只有必然的世界，不存在可能的世界，所以人对审美世界的追逐自然而然提醒他向外去寻找他的认识，同时也在精神需要交互的本能意识下向外去展现他的发现。在这些意义上，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社会，西方社会不断地输入制度输入观念输入商品输入霸权，让中国被动地接受其中心扩张的欲望，出现了自由贸易下物质生活的急遽繁华。现在我们从鲁迅生活的时代出发，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时代城市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感受到政治文明的霸权性动荡，感受到消费文化的规模化发展。由此我们毫不奇怪在文章开篇，鲁迅用了一连串的反语来描画御用文人的“送去主义”，所谓送古董去巴黎进行“不知后事如何”的展览，所谓“大师”们捧着古画和新画企图在欧洲各国“发扬国光”，又提到当时国民政府想送梅兰芳去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传播“象征主义”，也即鲁迅意义上的中国国粹。鲁迅谈及梅兰芳的存在价值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11]这样一对照，我们很可以看出鲁迅对当时国民政府在文化问题上的脆性扩张表现出了极大的轻蔑和反感，而且对软弱的肤浅的模仿的假殖民表现出值得深究的莫大怀疑，因为鲁迅虽然身居当今怀旧中心的上海，但他不会有绘图般对真实生存时代进行缭乱蒙混的削毁修改，不会像某些今人那样掩蔽鲁迅在30年代文稿被国民党政府查禁、性命被“蓝衣社”特务追杀的严酷生存真相，更不会像另些今人那样品质不纯地掠夺上世纪30年代的话语权、艳羡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臆造出没有积弱积贫的充满小市民怀旧情调的历史虚空。鲁迅在看待“送去主义”的问题不仅是对假殖民进行一贯硬心的蔑视，且对愚拙的社会时风进行了一番坍毁性的拦截收归，尖锐地指出国人对西方“送来”的各式文明居然“发生了恐怖”。显而易见，鲁迅在这里所指的是面对时尚诱惑的悲观心理，揭示的是传统文化被撞击下陡然出现的精神悬空。文章提到的“清醒的青年”、“穷青年”，应该说是鲁迅内心深处郁积的一种愤怒，因为当时恶意攻击鲁迅的青年人都以此为“文坛登龙术”，且是“屡试屡验的法门”。[12]但对此鲁迅却说：“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贯不肯马虎的文化期待，一种为挣脱殖民扩张的对民族文化独立的启蒙性期待。而且正因为有期待，鲁迅才会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14]也正因为有期待，鲁迅关于“拿来”提出“占有、挑选”这样的“拿来主义”之道，这条可以“尊个性而张精神”、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知识的引领文化的新道。[15]
检视写作边界，我们会发现面对成堆问题的现实，鲁迅“拿来”的最终落脚点却在“挑选”上，这是比“占有”远为重要的有效消化吸收文化精华的问题。且不论鲁迅拿鱼翅鸦片烟枪姨太太作例来擦拭诸种文化老垢是否妥帖，鲁迅以“挑选”而非“拿来”作为论述的终结点显然是鲁迅关于“拿来”的批判性否定，其用意也即对食而不化、依样葫芦的单纯模仿绝对的不足取，因为这样的模仿意味着平庸，鲁迅在这里指明了“拿来”的现实方向。30年代的鲁迅已是阶级论者，所以我们谈鲁迅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是说他远离政治，而是对其当时的政治个性的穿越，是从提高国民素质的角度来审视社会问题的。这样由鲁迅人格上的非奴性、坚定性、敏锐性出发，我们可以感到鲁迅讲“拿来”其实是发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时代问题，甚或是发现了一个众目昭彰的民族问题——缺乏“拿来”和不懂“拿来”的深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显然是用以激活本土文化的新主张，因为当时中国的生存环境不仅需要选择性接受西方文化，而且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接受。事实上，主张西化或主张儒学，其思想前提都是看到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屈辱遭劫的命运，都看到中国社会面临着需要拯救性的新突破。鲁迅自然是竭力主张西化，早在《狂人日记》里他就表露出这样一种观念，即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不过是吃人的历史，且这种文明已破碎不堪，根本不可能通过改造达到改良，所以他对当时各路复古主张还沉重地指出：“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中修补老例是可悲的。”[16]但是鲁迅也看到心物不二、一体圆融的世事运行法则，所以他也肯定代表旧文化的儒家学术的存在意义，“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时择取。”[17]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鲁迅对中西文化的分心走意，他的难处其实是一种找寻，试图找寻的是一条国民精神得以自在的道途。可见“拿来”其实是一种文化通观的发展眼力，其关键在于由否定再至创造的新的文化建设问题。不过，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早已认识到“欧洲文明近于衰落”的现状，现在鲁迅谈“拿来”是否意味着矛盾？如果说文明的兴起是渊源于大河文明的话，那么文明的兴盛则是诸多内外因的合成，康乾以后近一二百年文明的急遽变化则更倾向于外力作用。这种外力可以使文明一夜之间在原住民中建立起来，也可以使像巴比伦这样五千年的文明毁于一旦。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的内存力往往仅是使文明选择中多占些自主份额罢了，历史时常并不沿着人们主张的模样产生相应的社会形态。在《拿来主义》一文里，我们很能读到当时这样的缺乏选择性识别的严重文明危机，且表现为外来商业化经济观念与传统农业化生存观念的虚妄性冲撞，当时许多人被外来资本主义脆性繁华的表征所迷惑，面对这么多的“送来”，鲁迅描画当时国人的心境竟是“吓怕”、“发生了恐怖”。[18]结合“拿来”浓裹着的鲁迅硬韧的社会意识，结合鲁迅沉默中才感到的踏实，我们可以就此认为“拿来”是鲁迅对自己所沉陷时代旧文化的一次深度反拨，是修整当下问题重重的知识体系的精辟智言。所以，“挑选”下的“自己来拿”体现的是鲁迅彻底的效用观，提供的是文化或者文艺要有新发展所必需的思想织造之梭。
《拿来主义》被鲁迅结集在1935年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一书中。所谓“且介”有半租界的意思，也即当时在上海的洋人越出“租界”范围修筑的有马路的区域，而所谓租界即指变相的外国洋派生活在上海这块新的地域里的繁殖。当时的鲁迅正寓居在苏州河以北地处虹口的大陆新村这样的“且介”地带，新村左边即是日本人集居的“东洋街”（今称海伦路）。显然他有足够的视角和足深的眼力去辨析上海特定时代文化意识状态内的各种复杂关系，而且当时十里洋场的商业性繁华使鲁迅能看到这完全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也能感受到这种状态下华人政治权限的被极大削弱，同时在鲁迅与内山书店的特殊缘合里，鲁迅更能掂出匮乏“拿来”的当下意义，因为蕴藉传统随遇而安的文化肌理已远不适应当时世界的实际状况。我们知道，西方近现代的文明成果在极短的时间里伴随着殖民进程纷纷涌入中国，一时使沿海城市发达起来，然而被想像支配的物化浪漫使被动发展的社会现实更容易看成是落后的窒碍社会前进的阈限。于是西化，让西方文明浸润古老文明的内部成为当时无法绕开的必由之路。《拿来主义》写作于这样开阔的空间，自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意味。显然鲁迅倡导的是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精神，他提出的“拿来”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是站在身处的文化位置去认识“拿来”这个问题的，要解决的是文艺上的诸种夜郎自大，而且鲁迅写作时考虑更多的是现实的问题，用笔来同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对阵，毫无疑义也必定包容着相当的时效性。基于这样的特殊写作需要，《拿来主义》并不刻意于写作结构，只是想到便写，甚或是使用了“佳节大礼”、“残羹冷炙”之类模模糊糊的语言，使用了“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之类提纲性的警示语言。所以我们如果因此就判定鲁迅后期杂文的乏意义，应该说可能是出于文学情感的一席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