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汉语写作的命运
作者：汪 政等
张光芒：汪政提出的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个从“语言时代”到“后语言时代”转型的问题，当下以网络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对文学秩序的确产生了剧烈冲击。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学的出现预示着世纪之交文学的诗性叙事传统因受到技术性话语的强烈冲击而发生新变。网络文学是文学与网络技术联姻的产物，1997年网易公司免费个人主页空间孕育了中国内地网络文学的萌芽，而《新语丝》、《橄榄树》等网络文学刊物的出现则催生了网络文学的繁荣，图书市场正在流行网络文学出版热，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时代文艺出版社等许多出版社都已经出版了网络文学图书。2001年出版界爆出最大的冷门是全国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庆祝建社50周年之际，首次介入网络文学版，推出网络原创文学《风中玫瑰》，并破天荒地采用了BBS讨论版。更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英联邦文学大奖中最佳处女书籍奖授予了史诗性小说、南非土木工程师摩努·赫伯斯的《阿玛，一个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故事》。该书是由美国某网站在线发行的电子版本。这是电子书籍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主流文学大奖。网络文学在国内国外发展势头之猛由之可见一斑。网络文学作为21世纪文学裂变的产物，作为网络时代的崭新文学，其裂变性主要表现在以新型技术性叙事话语对文学写作诗性传统进行解构。网络文学往往无法脱离技术化演绎，如网络流行的习惯性用语，背景音乐以及FLASH穿插等，文学创作之外的技术性话语在网络创作中所占的成分越大，对传统叙事话语消解的程度就越高；其次，很多网络文本的创作过程成为了读写互动的过程，甚至是“接龙”的过程，诗性写作的个人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晓华：谈论语言的角度有多种。从目前学界讨论的情况看，其视角与切入的深度已经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讨论刚才已经说了，虽然涉及到了语言哲学层面，但是对中国现代语的历史关注不够，反思不够，对语言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够，对汉语在世界语言格局的处境也缺乏估计，同时，文学界与语言学界，包括教育界，都未能打破学科的界限，未能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
张光芒：前几天刚刚听说某高校正在牵头筹备一个关于“汉语写作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学术讨论会，这说明学界的确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了。但这类讨论千万别局限于语言学界，或者顶多加上写作学的业内学者，只有将汉语写作问题置于世纪性文化战略的高度和广度上，才有望切实解决一些症结。比如，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是线性的、概念化的、抽象的，以其独有的弹性与张力为受众留下充分的想像空间，而图像则是感性的、平面的、同时出现的，能够满足人们瞬间的快感与娱乐。传统文学写作所借重的个性化的语言正在被一种大量借助各种流行因素、以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引起人们关注为目的新的叙事话语所代替，人们沉溺于“图象”之阵而无力自拔。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怎样应对这一趋势，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
汪政：其实，有许多现象或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在他的名著《日本现代文学起源》就说过，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一体化的，作为现代的标志之一便是日语的言文一致运动，“在18世纪国学家的声音中心主义里包含着抵抗中国‘文化’支配的政治斗争，或者因为中国的哲学是幕府官方意识形态，故包含了对武士体制的资产阶级式的批判”。所以，语言想像与国家想像是一致的。比如，人们对现在的台湾语状况及其策略就非常关注。
晓华：他们提倡台湾的本土语言实际上就是所谓“去中国化”。上世纪日侵时期，台湾也曾经搞过一次土语运动，那是为了抵御日本语言文化的影响。
何平：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和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如何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我们现在讨论20世纪文学语言，其中富有意味和挑战性的话题很多。顺藤摸瓜，从文学语言出发所带给我们的思考空间会很大。
汪政：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众多的汉语写作者都在探讨现代汉语写作的途径与理想汉语的建设，大而化之来讲，不外乎对本土语言的继承与革新，以及对外来语的吸收，而在处理本土语言经验时，必然要碰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早在80年代，汪曾祺就指出文言仍然活在现代汉语中的事实，他以实例来总结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不好划的，‘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只要我们说的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还有贾平凹，他的《商州》、《废都》以及他的散文作品可能还需要从语言学上做更细致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近作《高老庄》，不仅在语体上具有文言文的韵致，而且，整个小说的文化寓意之一就是在寻找正在消逝的语言世界。像贾平凹这样在长篇叙事作品中将古典笔记小说和章回体小说在现代汉语叙事语境下运用得如此娴熟的还不多见，他从文体、词汇和句式等方面大面积地将文言文糅进现代汉语，其规模与力度比何立伟和阿城都要大。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就“汉语小说”做过研究，可惜没能坚持下去，当时感到困难的地方之一就是如何解决自先秦以来的中国古典叙述在现代小说中的存在与转换。
贺仲明：赵树理、何顿等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就是将文学语言方言化。赵树理用的是山西方言，何顿用的是长沙方言，差别非常大，但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使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基本一致，以方言的方式讲故事。当然，其他还有许多作家都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如山东作家刘玉堂等，但最成功，影响最大的是现代的赵树理和当代的何顿。
何平：我理解汪政在新的世纪再来谈论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决不是对上个世纪之初文言和白话争论的简单重复，在经历一个世纪的汉语写作实践之后再来讨论这样的话题，回到问题的起点，同样的话题肯定能翻出不同样的新声来。
张光芒：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在有关“汉语写作”的研究中确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但这种关系我想应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汉语作为一种符号体式，一种语言系统，包括词汇、语法等；一是汉语作为一种言语（而不是语言）表达方式，一种个体性的话语流程，不同作家的文体风格之所以像布封说的就是“人本身”或者像朗吉驽斯所说的“灵魂之回响”，首先就在于作家的话语方式是独特的，他使用的语言不是独特的，但他对语言的使用却是独一无二的。在第一个层面上，汉语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发生真正的“质变”，只能是“量变”。即使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也没有脱离汉语系统。但在第二个层面上理解的言语或者话语方式却是可以产生“质变”的，在这一层面上，“语言”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与主观性，它应该是我们研究“汉语小说”的重心。
汪政：方言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语言状况与文化资源的重要问题。夸张一点说，对一个语种来说，从理论上讲，有多少方言就会有多少种文化，就会有多少种生活方式，如同基因一样。方言是文化的秘密。从这个角度说，方言无疑是需要保护的。举个小小的例子，方言没有了，“乡音”的审美史也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