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汉语写作的命运
作者：汪 政等
何平：应该说，很长时间里我们谈论方言都没有上升到文化存续、自卫和抵抗的高度，在国家权力不足以对全国的方言予以规范，在全球化体验还不明显的时代，仅从风格、修辞的角度去议论方言在文学中的去留当属自然。但一旦现代语言运动发展到借助政治强力予以规范的阶段，风格、修辞问题所遮掩的文化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所以说，黄药眠在30年代末这样谈论方言问题不是偶然的。黄药眠说：“第一个问题是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李大钊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意识到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矛盾，但思考问题的重点仅仅放在作家如何“以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得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以写作实践为例，周立波小说中采用的方言土语在50年代初曾引起广泛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和《中国语文》等报刊都参与了讨论，不过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还是停留在方言土语对作品流传是否构成制约上。但还是方言土语问题，当90年代韩少功写作《马桥词典》，我们对方言土语的思考就复杂许多了，可以这样说，此刻方言土语已经不再是现代作家带有一点炫技意味的异域风情和地方色彩的展示，而是一种语言、文化多样性对同一性的抵抗，方言土语的挖发的过程成为正在消逝的文化记忆的重温和打捞。
贺仲明：最近一些作家和学者也在谈方言问题，如李锐，如南帆，都很强调方言对文学的作用，认为建国后对普通话的强调和推广窒息了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此我深有同感，我也觉得90年代计算机普及过后，许多作家用计算机创作，换上了一副计算机语言，更加失去了文学语言的魅力。这一点，对于单个作家来说可能是意识不到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去看，90年代文学语言表现力的降低，非常值得关注。
汪政：这些都是语言突围，但出路到底在哪里？真的难以回答。但我们毕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深刻的教训。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许多经验与教训好像已经忘记了。其实，每一个个体的努力与思考都是值得重视的。
何平：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语言运动其内在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民族语言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想像与拟构，在这样的过程中，文言与白话，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外来语的矛盾、冲撞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在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诉求中对多样性和个性的宽容。就文学语言而言，对多样性和个性的强调可能显得更为重要，这中间王力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文学语言的，但对我们不能说没有启发。王力在1936年1月号的《清华学报》上撰文说：“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之族语相异之点。”应该说这样的工作一直有人在做，以汉语语法为例，从中国现代语言运动开始，陈承泽、刘复、金兆梓等人就着力揭露汉语语法的特点。再细致一点，60年代初陆志韦提醒我们注意汉语语法“形式与意义相结合”中的词序问题，这对于我们考察废名、汪曾祺、何立伟、阿城等所谓的文人小说的语言构成无疑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考角度。
贺仲明：我倒觉得对语言的发展方向问题没必要过于忧虑，语言的变迁是一种必然。只是文学作为语言美的重要守护者之一，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当前的许多作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任务。轻忽语言，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像老舍、沈从文、孙犁这样的文体家越来越少了。
汪政：另外，有一个成为惯例的现象就是，语言建设似乎与国民无关了，它成了政府的事，成了单纯的国家行为。这里面有些问题需要澄清，一是作为国家行为的语言建设，它的功能与方式应该是怎样的；二是作为特殊语言的文学语言与通用语的关系，比如两者的交换与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对语言的探索应该是自觉的，他对汉语本性的理解，对语言生长规律的把握，以及与习焉不察的各种语言流俗保持的距离，应该使其在话语的建构上保持着强烈的主体性。
晓华：这就要求每位国民保持语言上的主体意识，有一种语言上的自觉，这一点非常值得忧虑。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教育出现了许多误区，比如“双语”，少儿外语教育等等，这对母语文化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其次是社会语言风气，从官方到民间，舍本逐末，去土求洋是一种流行的语言价值取向，再次就是文学了，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全民语言的范本，因此，捍卫母语写作决不仅是文学自身的事，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责任，从这一点讲，“五四”以来的语言之路是绝处求生的民族新生之路，如果我们的语言失根如飘蓬，攀援如青藤，那救赎与求生之路将永远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