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当代新诗史的重要收获
作者：王德领
对于以颂歌与战歌为基调的50至70年代的诗歌，从百年新诗史的角度来说，按照严格的艺术标准来考量，能够被提及的诗歌文本确实是寥寥无几，这是一个没有诗歌的特殊年代，是诗神被幽禁、灵感遭放逐的30年。对于这30年间产生的诗歌文本，也许，不单纯是从审美的角度，而是尝试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西方前沿哲学等学科的角度进入，在多种角度的透视中，从文本的裂隙处入手，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特定的文化含义，这样的“再解读”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在建国之初，诗界的分裂是空前的。从解放区来的诗人，许多兼有“书生”和“战士”的双重心灵色彩。“有的在奔赴根据地之前，曾为某个现代诗群的成员或与其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虽然不属于任何团体，但由于受到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文艺观念中难免会残留着“五四”精神的痕迹。进入根据地或解放区后，……写出了一些迎合解放区文化气氛的作品。
一旦环境有所改变，他们原先的思想‘底色’和‘文学教养’即会发生作用。50年代诗歌界出现的现实主义回潮现象以及‘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与此不无潜在的关系。”③
解放区来的某些诗人的“精神回复”与从国统区来的某些诗人的“主动调整”，是当时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前者以艾青为代表，涉及郭小川、蔡其矫等人；后者以郭沫若、臧克家为代表，涉及汪静之、冯至、徐迟等人。艾青具有解放区的红色背景，在政治上比来自国统区的臧克家更为过硬，但在解放后的政治文化调整中，他不仅没有像郭沫若、臧克家、冯至那样放弃了对“五四”精神的坚守，反而以《礁石》《小蓝花》等诗回应了“五四”精神。但是同样一个经过了反右、文革的磨难也没有放弃诗歌良知的艾青，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著文批判朦胧诗。来自解放区的何其芳是新中国成立后老诗人中的另一种类型，一种独特的“哈姆雷特现象”。他身上浓厚的书卷气使他具有其他诗人所难以想像的精神矛盾，心灵被扭曲与反对扭曲的力量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一份难解的心灵档案。一方面，他对批判胡风、胡适、夏衍等踊跃积极；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上保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些真诚。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他对“五四”以来新诗成果的一再维护。他写于1952年的《回答》一诗，就是一个典型的充满矛盾的文本：“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有一种感情海水一样深，／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而作为民盟会员，从国统区走来的臧克家在担任《诗刊》主编后，在历次运动中，如“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从创作到理论，紧跟“大好形势”，善于写“颂歌”与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性文章。
即使在70年代下放到农场，还写出歌颂劳动改造的颂诗《忆向阳》。另外，他还成为毛泽东诗词的权威阐释者。在老诗人中，臧克家的表现令人侧目，有令人难解的心灵之谜。“臧克家现象”值得深长思之。冯至的变化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后，冯至迅速地放弃了几年前(40年代)在诗歌上所取得的精神高度，里尔克式的沉思与对人的现代性追问消失了，有的只是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和一系列文章中对解放前创作的懊悔和痛心，似乎越贬抑得厉害，越能表示自己融入了新中国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实践。而且，似乎越是解放前个人风格突出的作家与诗人，建国后越是积极地否定旧作，并且按照新时代颂歌体的要求，作新时代诗歌的“劳动模范”。冯至、艾青、卞之琳、田间这些老诗人概莫能外。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作家身上，如老舍建国后的紧跟运动的创作热情。悔其旧作，是发生于建国后老诗人身上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但其中又存在慢与快、保留与彻底、被迫与主动的一些细微的区别。冯至显然是属于后者……与本来就缺少思想根基和生命自觉的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相比，他应该有更多‘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和自我冲突，而且灵魂会长久地辗转不安的，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④也许，在强大的新的时代话语威压下，冯至敏感的心灵结构能够适于被迅速的扭曲、变形?“冯至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或许，诗坛诸多心灵之谜随着诗人的逝去
永远湮没了。
50至70年代，从国统区来的老诗人是如何一步步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从解放区来的诗人又是怎样修正自己解放区的艺术风格从而迎合新中国的文化诉求的?近30年间，诗人普遍的精神结构的急速萎缩乃至全方位自我退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说明了什么?如何反思?反思的基点在哪里?“五四”以来建立在启蒙主义、个性解放之上的诗歌精神是怎样一步步被挤压出诗歌界的?在饥馑肆虐的1958年和群体狂欢的混乱的“文革”时期，诗人的良知何在?在近30年的颂歌与战歌体的诗歌中，文本并非是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完全共谋的，文本透露出的矛盾与裂隙与诗人的文化心态、精神结构的关系如何?从什么角度才能理清新诗史上这次空前的诗人大规模精神迁移史、变异史?50至70年代有许多非诗因素左右着诗坛，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体制、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各种物质与精神的实践活动、诗人的文化心态与精神结构等都与诗歌紧密相关，对于这30年的诗歌现象，需要追问的是太多了。随着研究的深化，我们会清理出更多的问题，揭开更多的有关诗歌的历史之谜。新的学术视野中的八九十年代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新文学的分期往往与政治事件相关联。
1919、1949、1976、1989，这四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年代划开了风格各异的文学时期。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千年，这种“世纪初”情绪仿佛有一种魔法，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俯视过去的高度，学术视野变得宽广了。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之际，文学研究界因文化研究、现代性等话题的深入探讨，变得日益活跃。重返80年代，我们有了从容总结所必要的时间距离与学术积累，容易从纷繁复杂的诗歌现象中清理出特征与规律，看清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新诗史的角度给予较为恰切的评价。这本诗歌史，对于90年代诗歌，能够在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学术视野，以严格的诗学、史学尺度对此进行学术价值的厘定。程先生以诗评家特有的非凡的学养、眼光、锐气，在新的学术视野中，对八九十年代的诗歌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90年代诗歌，程先生是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了多篇具有冲击力的论文，如《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新诗在历史脉络中》等，他所编选的《90年代诗选》，引发了世纪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争论。
程先生从诗学建设与新诗史的角度，对80年代诗歌中的白洋淀诗群、《今天》杂志、朦胧诗派、非非主义、“他们”的“口语”诗，以及女性诗歌等，从流派的特点、代表诗人的创作特色、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以及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作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