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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诗史的重要收获
作者：王德领
北岛是朦胧诗人群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北岛在《回答》、《一切》、《无题》等诗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启蒙意识和英雄情结，警句、偈语式的诗歌文本充满了强烈的怀疑意识、命定的悲观色彩与社会批判精神，他的诗具有较浓的尼采思想的气质，诗中有一个激情四射、出语奇警的超人形象。北岛的诗歌里还有波德莱尔的影子，具有将哲学的思辨与深邃和现代诗人的敏锐感受相结合的特征，而这一切都诉诸于时空错位、通感等现代主义典型的手段予以呈现。
海子是承接80年代诗歌与90年代诗歌的重要诗人。他的诗在质朴、单纯的抒情形式下蕴含着一个燃烧的内核。海子在农村长大，后来又在北大读法律系。他最辉煌的诗歌创作是他在昌平政法大学任教时写下的。小城昌平与海子的诗是同构的。昌平是城乡结合部，是乡村与都市的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了土地的沦陷与城市欲望的扩张之间的强大精神张力。
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王、众神，表明他关注着大国以及遥远的具有精神指向的事物；他对麦地、村庄的反复吟咏，不仅是可以简化为“对良心、美德和崇高的追认和进入”，⑧而是蕴含着对农业文明中朴素而原始的“道”的精神内核的寻找。在价值理想破灭、物欲横流的“土地”沉沦的时代，这种追寻是悲剧性的、痛苦的：“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呵／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回答》)他的抒情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凡高的油画：朴素、本质、响亮、灼烫，闪耀着生命燃烧时早现的悸动、辉煌与疯狂。他的长诗，如《太阳·土地篇》、《太阳·弑》，里面充满了杀伐的声音，内心的搏斗、内心的熬煎在新诗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穆旦诗中的内心的搏斗与熬煎是知识分子式的，玄学式的自我折磨遵从的是智性的约束。而海子诗中的内心搏斗与熬煎则是带有较强的生命意识，是在非理性的引导之下的精神苦修，是与混乱的肉体同时生长的，它的诗标示了这种内心搏斗所达到的极限以及危险。生命意识是海子的诗生长的根基，他所推崇的诗人应是“抛弃对表象与修辞的热爱”，例如，对于自然风光，要热爱“景色中的灵魂，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⑨“对于我来说，四季循环不仅是一种外界景色，土地景色和故乡景色。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心冲突、对话与和解”。⑩海子将朦胧诗中的意象改造为幻像。意象是静态的，幻像是动态的、放射性的。他的长诗生满了幻像，许多原型幻象徘徊在寻求价值与价值的被颠覆所构成的黑暗而血腥的地狱式地带，炽烈而绝望，蕴含着强烈的救赎意识与载道情怀，海子是丰富的，可惜他的长诗现在还没有得到诗评界深入、系统的研究。“海子的意义，表现在对80年代偏于形式追求的诗风的调整和匡正，和对生存意义的积极探寻上。因为在海子之后，新诗才开始真正对综合性和复杂性提出自己的要求”。[11]海子的自杀，标志着一个抒情时代的终结，一个诗意化和散文化时代的开始，当代诗歌由青春期写作进入了更加成熟而理性的中年写作时代。
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呈现了明显的断裂。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诗潮告别了建国以来名目繁多的运动期，回到以个人创作为特点的本位上来，与40年代的九叶诗派的创作出现了回应与对接，[12]把新诗现代化推进了一个新的度。无论是50至70年代配合政治运动的诗歌，还是80年代的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都带有心浮气躁的运动特征，有着诗歌群体创作的印记(典型的例子是“非非主义”诗派，都有人为生产的诗歌作坊的特点，但海子是专注的、独立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左翼诗歌的影子，残留着50至70年代诗歌的“运动型”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人创作的心境，浮躁有余，沉潜不足。90年代诗歌从广场退缩到“书斋”与“沙龙”，空间的退缩却拓宽了诗歌的艺术空间，诗歌变得更加沉潜而内在，带有鲜明的个人化特点。其次是诗人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变化，诗歌理念趋向于“综合”和“复杂”，以更成熟的方式重新进入了时代。50至70年代的诗歌充当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朦胧诗对时代具有启蒙主义的怀疑意识与反思色彩，8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抛弃了朦胧诗的英雄情结，出现了非历史化倾向，由反思时代退入经营“纯诗”。几十年来，诗歌所形成的观察和处理生活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单向度的，在生活(有时是历史、政治)与艺术之间摇摆，是非此即彼，没有中间地带的。90年代的诗歌在反思以往诗歌的基础上，重新进入了时代，寻求如西川所说的那种“创造力的合唱效果”，“叙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叙事，以及由此携带而来的对于客观、色情等特色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赋予诗歌以生活和历史的强度。叙事有可能枯燥乏味，客观有可能感觉冷漠，色情有可能矫揉造作，所以与其说我在90年代的写作中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13]90年代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写作从一个‘纯诗的闺房’中引出，恢复社会生活和语言活动的‘循环往复性’，并在诗歌与社会总体的话语实践之间重新建立一种‘能动的震荡’的审美维度”。[14]再次，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诗歌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即“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诗歌写作的“中年特征”、叙事性、戏剧化、反讽意识和喜剧精神等。其中，“知识分子写作”是90年代诗歌中最重要的诗学概念之一，它自1987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有关它的争论(主要是“民间写作”派诗人与诗评家与之进行的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仍然不绝于耳。“个人写作”、诗歌写作的“中年特征”、叙事性、戏剧化是与知识分子写作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客观地说，这些诗学概念，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许多是对中国40年代中国新诗派诗学理论的回应，是新诗在40年代业已成形的学院派传统(也是最具诗学价值、代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最新硕果的可贵传统)在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的再一次成功地续接。站在新诗史的角度看90年代诗歌，确实可以看出许多端倪。考察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穆旦的诗歌，可以看出其中透露出浓烈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对时代的介入深度，对叙事性、戏剧化、反讽的强调，穆旦都提供了许多经典的诗歌文本。
90年代的诗歌主要的代表诗人有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肖开愚、张曙光、陈东东、黄灿然等，程先生对他们的创作十分熟悉，评价十分中肯。但是，90年代诗歌也存在着致命的硬伤，它在强化智性与玄学色彩的同时，在强化西方诗歌资源对汉语诗歌强力渗透的同时，也丢失了汉语诗歌应有的神髓，汉语的光芒受到了掩盖。在将西方现代诗歌资源与汉语诗歌的有机融合上，还没有超越40年代穆旦所达到的高度。
综上，这本《中国当代诗歌史》是作者积数年之功精心打磨的学术精品，既体现了学者的丰富与渊博，又有前卫诗评家的睿智与锋利，还有一个诗人对于作品的敏感与颖悟。这本诗歌史的出版，是当代新诗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可以预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本专著会愈来愈显示出它那沉甸甸的学术重量。（作者单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①《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洪子诚、刘登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④欧阳江河《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见作者自选集《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11]见程光炜所著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⑤李宪瑜《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载《诗探索》，1998(1)。
⑥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见《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初版。
⑦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4)。
⑧燎原《孪生的麦地之子》，见《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
⑨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见《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⑩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见《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张桃洲《新诗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应性特征》。
[13]西川《90年代与我》，载《诗神》1997年第7期。
[14]王家新语，见《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